【视频】（三） 晋商的思考-清雅斋
常家设商号到莫斯科
俄国商人一直觊觎中国茶路上大把的银子，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这些条约让俄国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900万磅。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200余万两。
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单纯常家运往俄国的茶叶就占对俄茶贸易的50%。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一年时间就翻了5倍。
晋商贩茶受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一样的路途一样的东西到了目的地，晋中商人的茶要付出高于俄国商人十倍的成本代价才可以与俄商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赔本还得赚吆喝，习惯了大把暴利的晋商开始畏缩了，恰克图晋商的对俄的茶贸易也就开始日益衰落。
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常家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郭文韬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利益，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正好这个时候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鲁银投资股吧，为了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当时清政府为了遏制外国俄商接连不断的无理要求，对晋商网开一面同意了常家的提议，下旨“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常家已经传到了常立仁手中，他从小就跟随父亲足额系商务，是“北常”常万达一系所开的商号，（ “大德玉”、“保和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大昌玉”、“大涌玉”、“大珍玉”、“大顺玉”、“独慎玉”） 十大玉的领军人物。
常立仁出外塞北、每年岁末都要亲自来往张城时（张家口），库伦与恰克图，既是大雪淹没了马胫，仍旧不阻挡行程，他做事情一项雷厉风行，豪侠仗义，无所顾虑。每天都要行百余里，餐风餐雪，沿路往往没有人烟，车帷四处漏风，寒冷异常，但是许多事等着他协调只能马不停蹄往前赶，不敢休息。可见当时既是再有钱也得亲历亲为，条件艰苦也要在所不惜。
以前在恰克图的中国茶行百二十家由于清政府与俄国建立不平等条约，税负加重，担负不起而逐渐关门歇业仅存十家，但是三年之后就只剩下四个老的山西行庄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常立仁，凭借常家雄厚的实力和多年的信誉慈利天气预报 ，仍坚守这一领域。
得到清政府的政策支持，如虎添翼，常家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
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常老救”告诫“大盛魁”
1911年中国的政治时局已经明朗化，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后的中国，全国反满情绪日趋强烈，10与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满清的运动拉开序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已经成为众望所需。
行走在蒙古高原的驼队和那些来至山西的商家依旧日复一日，艰难跋涉行进在万里茶路之中，这条茶路已经走了200多年，在这条茶路它们不知道尽管天空还是那片天空，但是天空底下的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像暴雨前的前奏一样，异常敏锐的常运衡嗅到了当时乌云压顶的窘迫气息。他当时任中国银行陕西、云南、归绥分行行长，并且负责京印花税务。后来在1919年他主持张家口中国银行事物，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素养，就有了卓越的判断力，作为银行行长的常运衡，同时负责“南常”的商号业务，对俄贸易多年，擅于与俄国商人打交道的常运衡敏锐的发现时局动荡中的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与俄国上层来往频繁，他们随时准备谋求“独立”。
当时大盛魁的经理段履庄是祁县南社人，任职于民国时期的段履庄当时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大盛魁的“末代皇帝”，他与常运衡是好朋友，当时段履庄任归绥商会会长。两人经常碰头商讨国内局势与见闻。
常运衡是晋商榆次常家的第六代传人，他曾经任任北洋政府农工部监事，赴日本考察银行、国库、税务管理办法。辛亥革命后国内百费待新一切全得从头学起，常家注重学而优则商，在票号与茶路由于时局变换全部被破关停后，常家后裔普遍学成从仕或者从文从教育，这也是晋商唯一一家以智慧兼济天下为己任的商家，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素养，就有了卓越的判断力，常运衡可以说在当时的蒙古商圈里是个头脑最清醒的一个。
“大蒙古国”第一次“独立”
外蒙局势动荡已经早有先河，在1880年代，沙俄就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策动外蒙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1911年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找库伦当局谈判，遭到拒绝；武力镇压又遭沙俄政府的强烈干涉。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以求解决外蒙问题。1913年11月5日，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长生 书闲庭，要求外蒙取消独立；但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即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对外蒙的所谓“宗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1915年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外蒙实行所谓“自治”。但实际上日益沦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事实上是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作是中国的领土。
俄国沙皇与外蒙活佛早勾结计划策反，苦于没有良机，1911年中国内部在进行大规模的反满，蒙古不在这个时机独立，更待何时？所以常运衡在库伦（库伦意为城圈，用作地名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分理机构急切收回数百万美元，他告诫段履庄“一定要认清形势，不要再放货出去了，要收回赊欠的银子，有多少收多少，千万别大意了，俄国在闹革命，大盛魁二百多年的历史要毁在你的手上你可担待不起呀！”
段履庄知道常运衡已经收回了银子郡王府游泳馆，他想蒙古王与自己东家有亲缘关系，大盛魁与蒙古是贸易往来不是军事冲突，政局再变，蒙古牧民还的用日用品吧！存在侥幸心里的段履庄没有听常运衡的劝告。280年的对蒙贸易，大盛魁早垄断了蒙古的贸易市场，所以段履庄相信大盛魁有能力对付这场变故。
他的自信源于大盛魁的管理制度，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培训机构，他们从山西各地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去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学徒在大盛魁的从业人员中占有很大比例，又是其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学徒从入号开始，首先要求事事、处处做到以店为家。头三年要学会记账、珠算和掌握贸易常识，并要求做到三个熟悉：熟悉蒙语、熟悉蒙情、熟悉蒙人。第四年就派至前、后营两柜（大盛魁称乌里雅苏台分庄为前营柜，科布多分庄为后营柜，归化城总号为城柜）实习经营草原生意，必须在前、后营两柜各学三年，务求达到精通草原贸易的业务。如：在收购牲畜时，不需过称量其体重，单凭一看二摸，测估它的重量，上下不差一二市斤。学徒入号后必须在号内学满十年，才许第一次回家探亲，第二次缩短为六年，第三年缩短为三年，以后每三年准回家探亲一次。学徒被开除者，不得再回本号。
当时大盛魁内部基本分为两种人员：从业人员和雇佣人员。其中雇佣人员是大量的，包括工人和牧民，大盛魁后期这些人员的总数约在5000人以上。雇佣人员分为内工和外工、长工和短工、月工和日工、大工和小工、包工和零工等。工种又分为收养骆驼和拉骆驼的、马班头和马倌、羊班头和羊倌、铁工、木工、毡匠、皮匠、麻绳匠、伙夫等。对各种工人、牧民等工资一律按月发给，不论其从业年限长短，均不得在号内顶股份，对劳绩突出者也不能提拔为号内的从业人员。当雇佣工人的时候，除规定工资外，还规定伙食。
大盛魁的两个分庄垄断了整个蒙区的贸易，销售商品不开铺面闲坐仙园，用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同时也进行收购，收购回来的牲畜、皮毛和药材等土特产品交由总号统一经销。“小号”是由总号投资经营的，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进货、销货由分庄直接安排。总号是“小号”的财东，“小号”服从于总号的全局利益，并大多设在内地，除为从事边贸的驼队购进内地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外，也经营当地业务，如粮店、绸布庄、票号等。
规模庞大的大盛魁人员众多，外欠银两数目庞大，一年贸易额达到1000亿两银子的大盛魁如果及时收回赊欠，恐怕外蒙的经济就得陷入瘫痪，用今天的话说不通货膨胀也得银根紧缩，所以听从常运衡收缩银根不是不可以，是这样做后，大盛魁以后的贸易很难再赢得蒙人的信任。威望倒了，谁还会再眷顾大盛魁的买卖，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是听了常运衡的话，那些常年赊欠银子的王爷大户就一定会配合给自己银子吗？更何况民国政府绝对不会面对“独立”这样离经叛道的大举措坐视不管，这到让段履庄猜对了。
段履庄做徐树铮高级顾问
苏俄当时也是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失去依托。
1917年的中国北洋政府壮志勃勃，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便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段艺璇，下马露布”。
徐非常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 ”，徐世昌被称“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并且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本山快乐营我没出轨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被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云之歌。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了中国面前。
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被改为西北边防军， 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他们见风使舵派遣使臣前往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折布尊丹巴是蒙古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此间乐，不思蜀”。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京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段履庄听后欢呼雀跃，随即组织蒙商联合起来鼎立资助徐树铮收复蒙古。段履庄在这两年里，头脑也日渐清醒，蒙古独立后概不提赊欠归还大盛魁银两之事，对进蒙古边境的驼队个高是横加阻拦，眼看大盛魁的经济命脉已经被拦腰卡断，民国政府再不出兵平叛，恐怕真的就要应了常运衡的断言。自己成为大盛魁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即成事实后夜就真的百口莫辩了。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仑。段履庄作为蒙古通，鞍前马后为徐树铮争做向导与顾问。他忘记了一点既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像常运衡学习，紧缩银根收回赊欠。他忙前忙后运输草料，为了战局的胜利把份内的责任也忘了，后来段履庄被大盛魁开除也是在预料之中。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树铮在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
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廖晓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帅主力一旅兵临库伦。经过11个月的讨伐，1919年11月昌乐人才网，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拾忆简谱，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 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
段履庄这一回应该抓住机会，赶快紧缩银根，为大盛魁赢得宝贵的时间把外蒙欠的银两与牛羊马匹尽快回收了吧，遗憾的是段履庄又一次丧失了主动权，他愚妄的判断，外蒙不会再“独立”下去，他根本就不清楚国内政局其实也是处于最不稳定的时期，可以给自己撑腰的民国政府，正在四分五裂，狼烟四起，为了争夺中国最终的掌控权，各路军阀已经无暇顾及蒙古这块西部最辽阔的疆域了。
蒙古“第二次独立”
时隔不久，1921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独立”。 当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白俄谢米诺夫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
苏俄红军也乘机进军库伦，7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又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
蒙古国原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1921年2月11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发生叛乱，中国驻军战败后彻底撤出外蒙古。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北洋军阀因忙于彼此之间的战争，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
当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1937年抗战开始。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了。
这个由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的商号——大盛魁终于在经历了整个280年历史的艰难岁月，从辉煌走向了没落。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直接经济损失1000 万两银子，马羊有几十万只，全部留在了库伦。大盛魁元气大伤，但是已经无力回天。
1921年大盛魁联股承办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因搬迁停业。复于1924年开工，次年发电，不久又因机器故障停业。段履庄仍雄心不已，亲自主持复业，改为“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大盛魁因此耗资70余万元，办电三起三落，未收到经济效益，反使商号亏累太甚。
阎锡山称赞大盛魁是开发西北的钥匙，段是西北大实业家。晋北镇守使张汉杰常代阎在大同迎送段。1925年，阎锡山表示愿向大盛魁投资（它不需增资），又要开双福公司，请段兼经理，段履庄荐渠东海代理。
1929年正当大盛魁清偿债务即将宣告停业之时，孔祥熙派员与段接洽，以资助20万元维持大盛魁秦岭夜话。然区区之数如杯水车薪，仍不可挽救商号覆灭的命运。民国23年（1934），祥熙再次提出，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出资125万元，让段办理大盛魁复业事宜，又因日本支持的冀东伪政权干扰而未能实现。至此，段深感无强大祖国作后盾，个人纵有雄心也只是徒劳..1931年，段提出复业计划，阎觉得投资太大而作罢。
在大盛魁，财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很尖锐。1930年，财东王玉竞刺杀段履庄未遂而积愤身亡。1931年，大盛魁开除段履庄，改推陈严甫为经理。两种力量都在活动，段不要王东家，陈要至东家不要段，二者均未成。
1934年，段履庄同祁商段子峰前往南京见孔祥熙（国府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段履庄请求任中央银行绥远分行行长，孔不允，却提议以实业部名义拨120万元由段办理大盛魁复业，先拨60万元，召开股东会，再拨肋万元，号内人员重新安排，三财东不再出资，每家按5万元投资计算。段与王家仇恨深，不同意，后经赵守钰、段子峰、范子寿等再三相劝，段才勉强同意。1935年11月25日，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实业部停止拨款，遂流产。傅作义在绥远任主席时亦有意资助大盛魁复业，后知其内部矛盾太多而作罢。1936年，大盛魁彻底散伙。
民国26年（1936），大盛魁将段履庄开除出号。段愧疚流涕麓，他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听从同乡好友常运衡的劝告，现在已经悔死晚矣，他称自己是毁坏奠基二百余年大商号之罪人，“本欲有所作为，而其奈大势何!”
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只好让它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倾国乱，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所以，后来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行前，蒋介石特别交代：只是“观察”，不得“干预”。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价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37年，日本侵占绥远，商界人曾请段履庄牵头组织维持会，被严词拒绝。日特务机关亦曾登门拜访，许以高官厚禄，乃托词年老多病婉拒。后又遭日特白玉恫吓，人或劝其暂避，然仍处之泰然。并说：“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何惧之有！不久加入蒙绥地区抗日救国会。1940年，被秘密逮捕人狱，遭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经多方营救，入狱97天后释归，已遍体鳞伤，头部尤重。口不能言，弥留三日，与世长辞。在席力图召住持相助下，送尸体返籍安葬。
段履庄临死也不会忘记常运衡对自己曾经的劝告，常运衡在家里排行老久，从此后人们就给他起绰号叫“常老救”，可惜常老救可以救得了孔祥熙凡小爱，可以救得了自己家的银两免于损失，但是永远也救不了段履庄与大盛魁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商家而言，国家安定，才是自己真正的稳定，国家繁荣强盛，自己才可以真正的繁荣强盛，体制错了，一切皆会化为泡影闪电与流星，尽管一代一代的人们为之倾囊相与，魂牵梦绕也依旧落个落花流水，悲惨凋零。
国家强才民强，国家富才民富。强国必先强民,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同一时期的常运衡可以预见未来，其间道理想必已经说明了一切。以“世兼儒贾为业”做倡导的常家其实已经开启了另外的一条“强民”之路，常运衡做了最好的诠释，那就是“知识救国”。
（ 续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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