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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雨萱武宗南巡对于太湖流域南戏作家群之影响-南大戏剧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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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南巡对于太湖流域南戏作家群之影响
摘要：正德十四年武宗打着“平乱”的名义南巡，沿途钦点文人词客撰曲助兴，徐霖、沈龄、杨循吉有幸到御前献曲，打破了明代自1368年开国以来南戏创作的沈寂。三人应诏而作的曲文旨趣，自然要迎合天子口味，由此南戏也开展出“应制酬作”的新范畴，继承诗文“应制颂扬”的文类功能。又武宗在太湖流域前后游历了十个月之久，政治与戏曲遂产生微妙的连锁反应，太湖流域的文人圈格外活络，南戏剧本接连问世。总结武宗南巡对于南戏戏曲史的关键意义有二：一、南戏继承应制酬作的文类功能，二、太湖流域文士出身的南戏作家群相继出现。
关键词：武宗南巡 徐霖 杨循吉 沈龄
引言
明初开国以来，宫廷演剧有宁献王朱权（1378-1448）、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二王以宗藩高位提倡杂剧，民间则有由元入明的胜国遗民遵守杂剧科范，而宪宗又是一位“好听杂剧及散词”的皇帝，[1]杂剧及院本在成化宫廷可谓频繁搬演，是以成化弘治年间，剧坛风气仍以北曲杂剧为主流。有明一朝戏曲的风气由北转南，主要发生在嘉靖年以降，特别是万历剧坛传奇剧本与地方演剧的繁盛，然而明清传奇的丰硕果实，必须有嘉靖以前的戏曲活动为根基，作为传奇母体的南戏，入明以来成为文人创作的新园地，考察文人染指南戏创作的动机，其中一项不可忽略的外力，是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南巡对太湖流域文人撰曲风气之影响。
李舜华《南教坊、武宗南巡与金陵士风的渐变》一文结合金陵南教坊与武宗南巡二事剖析南京士风的渐变，其中归结武宗执意南游无非是想要领略江南风月：武宗纵情南游，于江南，尤其是金陵曲坛而言，几乎是一个盛举。简而论之，在金陵期间，武宗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十五年正月丁酉日，“上迎春于南京，备诸剧戏如宣府”。二是制作新乐，播之于南教坊。三是遍访知音善乐之文士，如杨循吉、徐霖辈，北返时，又途经镇江杨一清府，观戏吟曲、诗酒往来。四是，率南教坊大批乐工，如顿仁、朱凤翔辈北上。综上数事，可以说，武宗南巡直接促进了南教坊伎乐的发展，一是宴乐的繁荣，二是文人的参与，三是南北曲或雅俗乐的交融。[2]
为武宗南巡点染声乐色彩的，不单是李氏提到的杨循吉、徐霖，还有杨一清请来的沈龄，这三位文人在御前进献的正是南戏与南曲，因为不是李氏文章论述的主轴，是以并未详细论之。笔者以为，若欲梳理明嘉靖前之南戏概况，武宗南巡所带动的南戏作家群及写作风潮，将有助于补充明代南戏史的空白。
本文同样以武宗南游催化南曲戏乐之兴盛为时空背景，聚焦在没有官职却有幸接近皇权核心的徐霖、杨循吉、沈龄，三人凭借曲文彩笔而蒙诏帝侧，承应而作的戏曲旨趣，自然要迎合天子口味，歌功颂德，由此南戏也开展出“应制酬作”的新范畴，继承诗文“应制颂扬”的文类功能。
其次，太湖流域的南戏、南曲作家有幸到御前献曲，打破了明代自1368年开国以来南戏创作的沈寂。正德年以前仅止一本《伍伦全备记》，今存世德堂本与韩国奎章阁本，[3]这两个版本是否出自邱浚（1421-1495）之手仍有待商榷，[4]因此现存明代前中叶全本留存的南戏剧本，要到正德年（1505-1521）以后才有密集的南戏问世，而且是有名氏、有科考经历的儒生文士。明朝对于表演艺术的南╱北、雅╱俗的取舍相对开放，基本上是秉持着兼采南北来定调乐统。有明一代开国一百四十年后，武宗在南巡途中的享乐作为，不意给明代南戏传奇的发展投入皇家材薪，其上位者的影响力大大推动了明代南戏的演进，揭开嘉靖以降繁络的剧坛景况，此为一般戏曲史所忽略，且鲜少提供的切入视角。
以下分述武宗南游事件中，徐霖、杨循吉、沈龄的相关事迹，以及环太湖流域一带活动时间相接近，从事南戏创作的文人群貌。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
一、徐霖与《绣襦记》
《明史?武帝本纪》与《明武宗实录》所记载的武宗南巡一简一详，[5]然而正史仅就政治面的考虑，载录重要的人事时地，至若武帝的宴饮享乐，甚至是与江南词客的交集，则需要借助笔记丛谈、地方方志，交相参照可钩勒出徐霖、杨循吉及沈龄出场的时间点大致如下：正德十四年十月，武宗南巡至山东临清，这年徐霖已经五十八岁，家居江宁（今南京）的徐霖颇负文名曲名，被召来御前作曲，[6]果然深得武宗喜爱，便伴驾随行，一起从临清返回江宁；正德十五年（1520）武宗在南京迎新春，徐霖、杨循吉等奉命制曲。[7]武宗在江宁期间两次幸临徐霖的快园，留下许多风流轶事。[8]九月十九日，武宗离开南京启程北上，徐霖、杨循吉随行；[9]九月二十五日抵达镇江，驾临退休大学士杨一清的宅第，邃翁知道武宗好乐，找沈龄来编撰戏曲，沈龄一夕完成《四节记》，连夜教伶人排练，隔天供奉御前，武宗大悦，召见沈龄，欲授官职，沈龄不受而归。[10]正德皇帝此趟出巡耗时超过一年，体验了宫墙外的春夏秋冬，在太湖一带逗留时间最长，与沈龄、杨循吉、沈龄等骚人墨客的往来互动，凭添不少风流雅闻。
徐霖（1462-1538），字子仁，号九峰道人、快园叟、髯仙、徐山人，祖上五代世居华亭（上海松江），徐霖在华亭出生，却在南京前后住了近七十年。[11]徐霖以书法家的身份跻身艺林，又精于词赋，妙解音律，和陈铎并称“曲坛祭酒”，是活跃于弘治、正德至嘉靖初三朝的南戏作家。而徐霖一生最为人所艳羡的，则是“武宗两幸其家”。徐霖文气纵横，年少就凭借书画、词曲闻名且收入颇丰，十四岁（1486）被除生籍，无缘科考仕进也不以为意，“士固能自贵，岂专在青紫耶？”徐霖虽是一介布衣，但仰赖其书画所得开辟快园，与南京的官员、文士结交，过着游观放浪的享乐生活。[12]
周晖（1546-？）《金陵琐事》记载：“徐霖，少年数游狭斜，所填南北词大有才情。语语入律，娼家皆崇奉之。吴中文征仲题画寄徐，有句云：‘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乃实录也。武宗南狩时，伶人臧贤荐之于上，令填新曲，武宗极喜之。余所见戏文《绣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种瓜》、《两团圆》数种行于世。”[13]此条资料，是唯一可靠，且正面论述徐霖及其作品，周晖言曾看到徐霖七种戏文，只有《绣襦记》流传至今。《金陵琐事》刊刻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而今存最早的《绣襦记》版本为李卓吾先生评点本，刊刻于万历三十八至四十一年之间（1610-1613）。
关于《绣襦记》的作者，历来有无名氏、郑若庸、徐霖、薛近兖四说。青木正儿认为是薛近兖；[1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徐霖，邓长风论证之结果，肯定它的作者“只能是徐霖。”[15]徐朔方考订徐霖写作《绣襦记》的时间“大约在弘治六年（1493）或略早”，[16]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亦系年于1493年之前，出自徐霖之手。[17]张文恒指出邓氏文章中唯一可靠的证据只有《金陵琐事》的记载，其他也只是间接的推测，因此张氏以为《绣襦记》的作者仍有待辨析，且推测《绣襦记》有可能在万历中后期才最终完成定型。[18]笔者采取徐霖作《绣襦记》的说法。承各家学者考证所言，笔者推论《绣襦记》为徐霖三十岁左右（弘治六年或略早，1493左右），被除生籍、绝意仕进的年少之作，自与武宗南巡无关。又徐霖散曲大多未能传存，谢伯阳《全明散曲》辑录徐霖散曲仅有小令【北双调对玉环带清江引】《警悟》三支、南北黄钟合套《富文堂陈大声徐子仁联》一套，[19]曲文内容亦与南巡无涉。仅能从路鸿休《帝里明代人文略》所记：“上南巡召见之，试除夕诗百韵及应制词曲皆立就，语多谲谏，上屡称善。”[20]侧面想见徐霖的应制词曲应当除了纪录事件、取悦龙颜的实用目的外，同时还发挥了戏文曲词“寓讽谏于滑稽诙谐”的优谏传统。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武宗銮驾回到北京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驾崩，四月二十二日世宗即位。徐霖自临清随行武宗，深受武宗宠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言：“随驾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与上同卧，起官以锦衣卫鎭抚，赐飞鱼服，亦异数也。”[21]锦衣卫下辖南北镇抚司，镇抚使的官阶是正五品，徐霖“起官以锦衣卫鎭抚”，意谓比照正五品官阶；谈迁《枣林杂俎》记：“（徐霖）进必敝袍，遂赐斗牛袭衣”[22]，何良俊所记为“赐飞鱼服”，按照明制，“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23]锦衣卫的正三品堂上官以着大红纻丝飞鱼服、佩绣春刀为身份的象征，不论飞鱼服或斗牛服，皆不在品官的官服制度之内，而是属于赐服，当是身份特殊的锦衣卫职官所著，一般只有皇帝赏赐或奏请批准之后才能穿着。两书所记虽有出入，但不妨碍我们理解徐霖身着赐服的特殊际遇。
徐霖晚年有此荣宠，那么徐霖是来不及被授官，抑或坚辞不受呢？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云：
武宗召徐霖在临清谒见，欲授霖教坊司官，霖泣谢曰：“臣虽不才，世家清白。教坊者倡优之司，臣死不敢拜。”乃授锦衣镇抚。[24]
李诩记录的时间点，应当是在武宗南巡期间，武宗在第一时间就龙心大悦要赏赐官职，但徐霖的文人风骨，让他拒绝这种“入于倡优”的官职。然顾璘《隐君徐子仁霖墓志铭》云：“武宗南巡……命扈从还京，将授美官。会武皇崩，竟复还。”[25]金宁芬认为《墓志铭》的说法和上述有出入，“顾璘为徐霖挚友，李诩为嘉靖、万历时人，当以顾说为是。”[26]从顾璘的上下文，授官的时间点在扈从还京之际（1520年9月），或许武宗想用官职好将徐霖长期留在身边，何良俊所记亦是在随驾北上时，“起官以锦衣卫鎭抚，赐飞鱼服”；而李诩所记是在临清谒见（1519年10月）之初，武宗即有授官之意，两个时间点上有明显的落差，徐霖的态度或许有所转变，但就结果论来看，徐霖自临清谒见到随驾北上，都不在官吏编制之中，却享有相当五品官的待遇和皇帝赐服的恩宠。在北京待了三个月，武宗去世后的三月底，便以布衣身份归乡，得保天年。回溯徐霖年少被除籍的潇洒态度和足以构筑快园的资本，显见徐霖生财有道，又受名流追捧，笔者认为功名官位对他可有可无的可能性较大。
荀慧生、金仲仁之《绣襦记》
二、杨循吉与《打虎词》
上文提到伴驾随行的还有杨循吉（1458-1546），字君谦，号南峰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苏州）人。成化二十年进士（1484，27岁），来年授礼部主事，弘治元年冬天（1488，31岁）致仕返乡，结庐支硎山下，以著书、藏书为乐。正德十五年武宗驻跸南京，六十三岁的杨循吉“蒙呼试乐府，三次扈驾，凡九易蓂荚告归；是冬，复取如京，墓辞趋命，岁斋不费。明年夏南归。”[27]据李祥耀《杨循吉研究》考证结果，徐霖推荐杨循吉的说法最为可靠，[28]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因徐髯仙进《打虎词》以希进用，竟不得志。”[29]杨循吉的《南峰乐府》散佚，所作《打虎词》【南吕一枝花】北曲套曲幸有留存，第一支【一枝花】描写老虎的凶猛，【梁州】写勇士出来迎战，一人一虎来往扑剪，将之制伏（【牧羊关】），奄奄一息的大虫交给御厨烹煮（【贺新郎】），最后【尾声】云：
吾皇神武如雷电，左右跷勇百万员。岂争这一只山虫敢专擅。摆列着玉筵，赏赐了钞钱。则教那太史院的词臣慢慢演。[30]
而这只被比喻为“逞横行铁爪银牙”、“暴物违天”的山虫，不正是明示暗指的指向宁王朱宸濠，宁王在南昌发动叛变，企图推翻武宗篡位，王守仁在正德十四年七月底擒拿朱宸濠父子及乱党，然而武宗正是以平乱名义南狩，杨循吉将朱宸濠比喻为恶虎，用一套北曲将御前打虎写的活灵活现，可谓大大奉承了武宗一番。「江东三才子」之一的顾璘（1476-1545）与徐霖、杨循吉皆有交情，《明史?文苑传》记顾璘曾与杨循吉「促膝论文」，[31]而顾璘以诗著称，有《武皇南巡旧京歌》以十七首七言古诗刻划南巡盛况，第十一首曰：“射虎南山黑雾摧，斩鲸东海白波回。吾皇一出清天下，岂为扬州花月来。”[32]此诗巧妙的呼应了杨循吉〈打虎词〉的谋篇立意，且同样冠冕堂皇地为武宗南狩粉饰太平。
又李祥耀分析南峰现存之散曲，有“令雅套俗”之倾向，特别是有一些歌颂盛国气象的南北散曲合套，相较于南峰清逸拔俗的小令曲风或其他文类，显得格外突出，李祥耀认为南峰以四季为题的散套，“写作态度相当恭谨，由于作品旨在歌颂太平生活而作，风格必然趋于雅化。”[33]李氏没有将《打虎词》、《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这五套散套和武宗南巡时，应制而作的背景连接起来，而笔者仔细阅读，有“永享亿万洪基”、“共乐升平皇图迈万古”、“共皇龄亿万载”、“海内讴歌配大雅”等盛赞皇家之语，另有《岁朝庆贺》散套：“旆旌天阙近”、“圣主临朝”、“百官忻跃，一个个扬尘舞蹈尽忘劳”等百官接驾的描述，[34]很有可能就是南巡至还京期间蒙诏而作。南峰的散套让他再次亲近帝侧，正德十五年年底，还跟随銮驾还京，截至来年武宗三月驾崩，杨循吉并无授官纪录，夏天南下归乡。[35]
杨循吉石刻像
三、沈龄与《四节记》《还带记》
沈龄（约1470-1523后），字寿卿、之寿、受先，号练塘渔者，上海嘉定人。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辨析吕天成、祁彪佳将“沈龄”、“沈采”看作两个人，“是小说戏曲作家由于不受重视，生平事迹由扑朔迷离而行将不可探寻的一个例子。”[36]沈龄现存作品中，《四喜传奇》（《四节记》）、《还带记》开启撰曲敬献达官贵人之风气，因赠曲的对象身份特殊，因此写作时间得以考订。
清代嘉庆《直隶太仓州志》、[37]《安亭志》皆有记载杨一清招沈龄撰曲献给武宗一事，后者文字较为详尽：
沈龄，字寿卿，一字符寿，自号“练塘渔者”。究心古学，落拓不事生产，尤精乐律，慕柳耆卿之为人，撰歌曲，教童奴为俳优。画竹仿文洋州，书法出入苏文忠、赵承旨。诗歌清绮绵婉，名满大江南北。太傅杨一清谢政居京口，特招致之，适馆授餐，日与为诗酒之会。武宗南巡，幸一清第，一清张乐侑觞，苦梨园无善本，谋于龄，为撰《四喜传奇》，更令选伶人之绝聪慧者，随撰随习，一夕而成。明旦供奉，武宗甚喜，问谁所为？一清以龄对，召见行在，欲官之，不受而归。[38][3]
对照武宗南巡幸杨一清宅邸的时间，可确切考订出沈龄1520年9月25日作《四喜传奇》，隔天即御前搬演。又《安亭志》卷十一《艺文七．诗编》，录张锡爵《读《练音集》偶感邑中遗事》一诗：
《四喜传奇》翻新曲，一宵教就气淋漓。安亭江上斜阳屋，犹唱先朝供奉词。[39]
明人翟校（生卒不详，？-1516后去世），有感于嘉定文人之诗篇多有散佚，故编成《练音集》（序于1516年），取名“练音”是因嘉定原为古之练祁市。清人王辅铭（生卒不详），字诩思，上海嘉定人，贡生，出身书香世家，父亲王畮（1646-1719）67岁中进士，大哥王敬铭（1668-1721）45岁中状元，文名、官职兼备，在乡里间引为美谈；然而王辅铭本身仅是贡生，未获官职，擅长诗文，在江南一带颇负文名，从事诗文的汇编工作，对明代及清初的嘉定诗歌作了大量梳理、编辑和校对工作，从而保留了一批诗歌作品。王辅铭在翟校《练音集》一书的基础上，补辑《练音集补》七卷、续作《明练音续集》十二卷，补辑七卷本主要是增补诗作，续作十二卷本则接续翟校的工作，收录1516年以降翟校未及整理的明代文人；又采清朝诗人之作，编为《国朝练音集》十二卷。王辅铭《明练音续集》卷一录沈龄五首诗，于诗人小传言：“太傅杨一清谢政家居京口，闻练塘名，招致之，馆菩提寺，日与为诗酒之会。”[40]正德十一年（1516），杨一清由于得罪钱宁（武宗义子），被勒令致仕，回到家乡镇江。当武宗及其随从豹房羣体驾临杨一清宅园时，杨一清极尽表现。杨一清与沈龄的交往自是1516年之后，从沈龄《莫春从邃庵杨太傅游招提寺》一诗，可见两人平日的好交情，又《嘉靖改元五月吴淞江疏凿功毕朋辈载酒拉游用天逸韵》，写世宗1522年改年号为嘉靖，巡抚李克嗣开吴淞江一事，由此可知沈龄1522年仍在世。[41]张锡爵（生卒不详），字担伯，一字中岩，嘉定人。贡生，约清圣祖康熙五十年前后在世。张锡爵之所以读《练音集》有感，乃因同是上海嘉定人的沈龄，在生员之时，就能有杨一清举荐、武宗宠幸的造化。上举清代方志，记载沈龄一夜之间，快笔写成《四喜传奇》，给武宗南巡增添歌乐升平的旖旎色彩，也点缀了沈龄蒙主宠遇又安享晚年的一生。清人李锡爵作诗追述沈龄事，与《明练音续集》著录沈龄诗作，皆可左证之。
吕天成《曲品》列沈练川《四节记》为能品：
清倩之笔，但传景多属牵强，置晋于唐后，亦嫌颠倒。沈作此以寿镇江杨邃庵相公者。初出时甚奇，但作得不浓，只略点大概耳，故久之觉意味不长。一记分四截，是此始。[42]
吕天成以“寿杨邃庵相公者”为《四节记》；然根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清蒋继洙《广信府志》所记“嘉定沈练塘所作，以寿杨一清者也”，是为《还带记》：
杨邃翁寿日，……。今传奇有《还帯记》，嘉定沈练塘所作，以寿邃翁者也，故曲中有“昔掌天曹，今为地主”等语，邃翁喜圈此八字。[43]
由此可知，围绕沈龄的谜团实在不少，有沈龄╱沈采的双包案，给杨一清祝寿的剧目有出现两说，以及第三个疑团，《四喜传奇》与《四节记》是一本还是两本？
为解开上述疑难，就必须回到剧本本身。首先，署名沈龄之下的“四喜传奇”剧本今日不存；明代另有谢谠的《四喜记》，与沈龄无关，应可排除。其次《四节记》全本不存，只存散出曲文。《风月锦囊》卷之十二，有《杜甫游春》、《谢安石东山记》、《苏子瞻游赤壁记》、《陶谷学士游邮亭记》（残两支曲），孙崇涛、黄仕忠笺校云：全本由四个短剧构成，应以四景。每个短剧又含若干折。此戏全本已佚，而各折曾多见于明选本选录。[44]《杜甫游春》又见于《乐府红珊》卷十“游赏类”，题《杜工部游曲江》；《谢安石东山记》又见于《吴歈萃雅》“利集”，题《东山歈妓》；《苏子瞻游赤壁记》又见于《乐府红珊》卷一，题《苏东坡祝寿》，《词林一枝》、《八能奏锦》、《乐府菁华》、《群音类选》“官腔”等，亦有同题材选折；[45]《陶谷学士游邮亭记》，《八能奏锦》、《徽池雅调》、《尧天乐》、《乐府红珊》等选录有同题材作品，惟文字与《风月锦囊》文字皆异，元戴善夫有《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四节记》应与《风光好》剧情雷同。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收“沈采《四节记》《嫖院》一出”，[46]实为贾志诚假杜子美之名写信给妓女王四娘，藉送信名义来到妓院耍乐，而妓院里又有苏东坡题壁诗一首，因《四节记》的杜、谢、苏、陶四名公游览的故事广为人知，是以崇祯间《醉怡情》之《贾志诚嫖院》，崇祯后《缀白裘三集》之《嫖院》，乾隆间钱德苍编《缀白裘》之《嫖院》，这三出折子戏虽与杜、谢、苏、陶四名公无关，但俱题《四节记》。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考证，《千金记》、《还带记》、《四节记》的作者应该都是沈龄，是否又名沈采，则予以存疑。[47]郭英德怀疑“沈采与沈龄或为一人”。[48]笔者翻查明代戏曲理论、丛谈笔记、地方方志，并无更具体的“沈采”资料，是以笔者也怀疑，清代方志、诗集记载的是“沈龄作《四喜传奇》”，是否与《四节记》为同一剧本？武宗1519年8月22日从北京起驾，南巡至1520年12月10日才回到北京，在外巡游时间恰好历经一年四季，沈氏取材四位古人之四季游览，来况喻武宗南巡倒也风雅，的确能使龙心大悦。且从现存《风月锦囊》收录的残曲来看，《四节记》的曲文中多是流露名士风流般的闲赏雅趣；若再配合供奉御前的书写背景，自可理解剧作家的书写态度必须要谨慎拿捏，不光是要逞才炫学，还要迎合天家喜好。
又徐朔方指出：
《四节记?赤壁记》【二犯傍妆台】说：“喜逢初度，正值早秋，玉杯漫把紫霞流。”苏轼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九日，杨一清的生日是十二月初六日，都和剧本不一样。如果如同吕天成《曲品》所说，《四节记》原是为杨一清祝寿而作，竟连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也没有搞清楚，这是难以想象的。[49]
徐氏已排除“《四节记》为杨一清祝寿而作”的可能，笔者亦同意徐说。综合上述，《四节记》与《还带记》应出自沈龄之手，一为正德十五年（1520）御前献曲，后为嘉靖二年（1523）贺杨一清七十大寿。至于“四喜传奇╱四节记”之公案，明人曲话所记为《四节记》，清代方志言之凿凿为《四喜传奇》，徐朔方从《四节记》特殊的四段短剧结构仿真当时特殊的创作条件，“正因为它是一夜之间所完成的应酬之作，才不得不进行体制上的小小革新”，[50]也提供我们思辨沈龄作《四节记》的合理性。又游宗蓉于《明代组剧初探──以组剧界定与内涵分析为讨论核心》提出另一观点：“此剧实为四本杂剧之合集，而‘一记分四截’乃标举其‘合而为一’的特殊性质，以‘四名公配四景』则指出此四剧‘所以合’之贯串线索。……《四节记》虽实为杂剧合集，但在曲目著录中却每每视为南戏，可知著录为南戏，传奇之作亦可能实为杂剧合集，必须实际就作品谨慎分判。”[51]在无更多“四喜传奇”的证据出现之前，清人方志可聊备一说，也不排除传钞过程中有张冠李戴等笔误的可能。
徐朔方 著《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
《还带记》之《副末开场》有言：“发一点善念慈心，享无穷富贵福禄。”[52]自有劝人行善的宣教意味；剧中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以此建功立业。郭英德认为裴度的功绩，可“赞美杨一清三度出镇西北，并戡定安化王朱寘鐇叛乱。”[53]又第七出《乞带救父》中彭侍郎云：“白发尚书，七十年余，挂冠归卧旧林居。”邹尚书【锦堂月】唱词云：“昔掌天曹，今为地主。”[54]而这二人只在赠予周女玉带、犀带时出场，以后再无出场。天曹指得是吏部，杨一清曾任吏部尚书，故剧中用“天曹”、“地主”非常切合杨一清的仕宦身份。此即前引《尧山堂外纪》与《广信府志》所言。总上而言，沈龄与杨一清相来往，自1516年杨一清归乡之后，沈龄对杨一清理当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沈龄若然要撰曲敬献达官贵人，自当缘事而发，拍对马屁，故以《还带记》贺嘉靖二年（1523）杨一清七十大寿为最合情合理。
《还带记》现存万历世德堂刻本，叙述唐代河东人裴度，应考之际卷入周方正被诬陷一案，裴度还带积德，顺利考取功名，时有节度使意图谋反，裴度主张斩草除根，与主合派的宰相意见相左，家人遂遭迫害，幸忠仆慷慨代死，最后裴度平乱，受封晋国公，皇上准其解甲归田，夫妻两人于绿野堂安享晚年。《还带记》既然是酬酢娱情，故剧中人物理当要影射赠送对象，以完成贺寿的任务；而作者的个人主观，在作品之中相形淡出。
本文重点在武宗南巡背景，明代南戏史上因而出现应制酬作的文士化南戏，而徐霖、沈龄、杨循吉虽有幸凭借撰曲亲近帝侧，但却同样忌讳“教坊倡优之官”，可以看出文人在自尊与仕宦的天平两端，还是存有根深柢固的观念，鄙薄乐户伶官。有鉴于本文以“应制酬作”为论述核心，是以系名于沈龄／沈寿卿／沈采之下，其他如《千金记》、《商辂三元记》、[55]《冯京三元记》三本南戏，本节姑且不论。
四、正德年间太湖流域的南戏作家群
太湖流域的南戏、南曲作家有幸到御前献曲，打破了明代自1368年开国以来，南戏创作的沈寂。因武宗沈溺于秦淮烟雨，在太湖流域前后游历了十个月之久，政治与戏曲遂产生微妙的连锁反应。黄仕忠《《双忠记》传奇为海盐姚懋良所作考》指出：
正德末年明武宗下江南，征集江南的词客为之撰剧供奉，徐霖、沈龄均在其列，颇得称赏，而此二人均撰着有南曲戏文。在这样集中的一个时期段里，金陵及太湖东南的嘉兴、常熟、松江地区曲家涌动，名作频频问世，无疑与明武宗下江南有着某种关联。政治与戏曲史的关系，需要从另一角度重新认识。《香囊记》《双忠记》在这批作品中稍早一些问世，但毫无疑问应视作同一时期的产物，而非成化间作品，甚至也非弘治间作品。从而关于明中叶南曲中兴热潮出现的时间、背景、原因、影响等等，便需要重新认识。[56]
笔者深受黄氏启发，本节以“正德年间”和“太湖流域”为时空坐标轴，扩大观察明代前期的南戏作家与作品，尚有卲璨主撰，杭濂、钱孝帮帖的《香囊记》，姚懋良的《双忠记》，王济的《连环记》可于此一并讨论。
关于《香囊记》的作者，旧有邵文明、邵弘治（号半江）、邵给谏三种说法，吴书荫《《香囊记》及其作者──有关邵璨生平的点滴发现》最早对此有专文考辩，马琳萍、侯凤祥《邵璨生平及《香囊记》创作时间考辨》辅以其他材料断定《香囊记》大致写于弘治、正德年间（1495-1510）；[57]黄仕忠先生在此基础上，挖掘更多的材料，写成《《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将吴文“邵宏治和邵璨应是同一人”的说法予以廓清，认为“在明清时期，人们实际上是把几个不同人物的生平揉杂于一处，而今人之说，虽有所廓清，但也仍有一些内容需要订正补充”，其结论为：“邵璨大约生于成化元年（1465），卒于嘉靖十年（1531）前后。而《香囊记》当作于正德十年（1515）之后，嘉靖五年（1526）之前。”[58]《南词叙录》评论《香囊记》有言：“又得钱西清、杭道卿诸子帮贴”，[59]故黄氏继而考索杭道卿、钱西清两人生平事迹：杭濂字道卿，别号大川，江苏宜兴人，为诸生，有文集《大川遗稿》，文征明为其撰序，并与杨循吉、都元敬、祝希哲、唐子畏为友。钱西清，应作钱西青，名孝，字师舜，号西青，江苏武进人，居马迹山，大约在正德十年（1515）退隐故里，筑“西青小隐”招待四方文人墨客，显见经济能力不会太差。钱孝曾为杭濂兄长的儿时老师，而杭濂与邵璨年齿相仿，故钱孝算是杭濂、邵璨的师友辈，杭濂两位兄长杭淮、杭济具有功名，而杭濂、邵璨两人一直是诸生身份，钱孝、杭濂或许因为杭家两位为官兄长的缘故，得以跻身吴中文人圈，行迹见载于吴中文人的诗文集。又徐渭对钱、杭二人的参与用“帮贴”一词，不仅表明两人的文学造诣较邵璨为高，在当时的影响较大，同时也暗示两人的处境较邵璨为好。反观邵璨似乎未能打入文士圈，事迹贫乏，估计只能寂寞终老。[60]
《双忠记》旧说由浙江武康人姚茂良所作，为成化间作品，作者生平无可考。黄仕忠《《双忠记》传奇为海盐姚懋良所作考》根据晚明人所记载的名、号，检索有关文献，并结合其生平履历，认为《双忠记》的作者，应为“浙江海盐人，姚能，字懋良，号静山所作。”并认为《双忠记》受《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的影响，《香囊记》当撰于正德十年（1515）之后，其创作时间，亦应相去不远。[61]
王济（1474-1540），字伯雨，号雨舟、紫髯仙客、白铁道人，浙江桐乡（乌镇）人。二十岁（弘治六年，1493）时考入府学诸生，高赀例补入太学，参加科考却屡次未中。正德十四年（1519）上京赴吏部谒见选拔官员的长官，正德十六年（1521）判授官为广西横州通判，已四十八岁。王济兴利除弊，勤于政事，然在官八个多月（1522），就“以母老，不二载，乞终归”。去官后返乡筑横山堂而居，性情孝友，事母之余，与文人墨客觞咏取适，宽厚待人。徐朔方先生推敲王济作《连环记》的创作动机及最有可能的撰剧时间，应于横州卸任归来，[62]笔者参考徐氏的说法，暂订王济《连环记》为去官之后的作品。
上述五人的活动时间与地域皆在成化迄正德年间，于文献中虽不见其参与南巡之列，但是这三本南戏的出现可并入太湖流域作家群涌动的有力左证，试将活动于弘治、正德、嘉靖间，环太湖流域的曲家标注于地图之上，以一清眉目：

透过地图的空间分布，具体的呈现太湖流域南戏作家群的交游圈，前文提到徐霖推荐杨循吉，杨一清引荐沈龄，顾璘又与徐霖、杨循吉皆有往来，顾璘为徐霖作墓志铭，其〈武皇南巡旧京歌〉则有呼应杨循吉〈打虎词〉之处，加上杭濂与文征明、杨循吉、都元敬、祝希哲互有往来，钱孝又是杭家三兄弟的师友辈，这一大票文人应当即为太湖北岸最为活络的苏州文人圈；反观太湖南岸浙江籍的王济、姚能，则不见交往的记载。以上这些文人皆有科举经历，曾科考任官者有杨一清、杨循吉；而王济授官为广西横州通判，乃是捐资例补入太学，经由“监生”途径来取得官职。徐霖十四岁被除生籍，毫不眷恋功名，而沈龄、卲璨、杭濂、钱孝、姚能同属场屋不利的“生员”，唯独沈龄幸蒙杨一清的引荐为武宗撰曲作剧，其他诸位则位处科考任官制度中最底层的生员，[63]但也凭借着“生员”的身份，纳入典籍记载中有名有姓的一笔记录。
不同于应制酬作的书写动机与内容，《香囊记》、《双忠记》、《连环记》更多的是流露出文人的情怀。《香囊记》三位撰曲者皆无功名，却编撰张家兄弟同登鼎甲后的宦途风波，作者很可能假借戏曲来排解老生员的遗憾，设计了《讲学》、《逼试》、《起程》、《叙诗》、《投宿》、《琼林》、《看策》七出来描写士子进学修业到功成名就的过程，再加上《香囊记》表彰张九成的忠义、张九思的孝悌、贞娘的贞节、王伦的信义、崔夫人的贤德。总上，若能金榜题名，并拥有一个兄友弟恭、母慈子孝、夫妇和谐的模范家庭，应当就是他们的完美人生。
从《双忠记》开场【满江红】“平生志在鹰扬”一句，[64]可见姚能原本胸怀经世济民的理想，无奈现实是科考不遂，落第的惆怅让姚能认清现实，改行从医维生，然而午夜梦回，满腔的热血衷肠，全积压成抑郁幽怀，只好找寻文学的出口，选择抛头颅洒热血的睢阳故事，张巡事迹中的人伦关系堪为模范；又此时兴起高台教化的南戏创作风潮，个人抒怀与戏曲功用两相结合，呼吁男子效其才良，女子慕其贞烈，黎民百姓莫不尊君亲上，应当即为姚能创作此剧的动机始末。
王济《连环记》取材三国故事，刻划出深沈多智的王允，反复无常的吕布，骄狂残虐的董卓和极具有政治眼光的貂蝉，对照王济坎坷的宦途，弱冠为诸生（弘治六年，1493），纳贡捐资取得太学生资格，等了二十年才进京谒选，四十八岁（正德十六年，1521）授官广西横州通判摄知州事，王济勤政爱民，非不能为也，然从汲汲营营到不惑之年才盼来的官职，从仕不到一年就返家侍亲，可谓巨大的反差；因今存《连环记》为清钞本，且第五折《教技》杂入明末清初的传奇剧目，确有后人改动的痕迹，是以王济撰写该剧的心境寄托，就不宜妄自解读了。
结语
徐霖、沈龄、杨循吉三人“御前词客”的经历可谓锦上添花，徐霖早年撰写《绣襦记》而扬名曲坛，故武宗南巡至临清蒙诏侍御，很可惜的是徐霖敬献给武宗的应制诗词或南戏南曲，今日不见相关资料；反倒是杨循吉作的《打虎词》和以四季为题的南北合套，被今人辑佚留存。从散套的内容判读，《打虎词》影射朱宸濠为恶虎作乱，春夏秋冬为题的南北合套均为谀圣之词，十分贴合武宗南游一年的欢快时光，与沈龄作《四节记》的立意构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岁朝庆贺》的题名更是直指供奉之曲，即为南峰伴驾入京的最佳批注。沈龄虽与武宗仅有一面之缘，应诏而写的《四节记》留存至今，又有贺杨一清七十大寿的《还带记》，开启撰曲敬献的风气；此后嘉靖三十七年（1558），客赵康王府中的郑若庸，取北宋名臣安阳人韩琦为题材，切合赵康王据安阳为封地，撰写《五福记》[65]为赵康王祝寿，也把南戏当作应用文类，交际酬作的媒介之一。比较徐霖、沈龄二人，沈龄“落拓不事生产”，虽也精于乐律，娴熟书画，但显然不及徐霖的艺术造诣，早已凭借书画卖钱筑园。若沈龄的处境不比徐霖优渥，那么以文会友，撰曲敬献就会是练塘的生存之道。
“应制诗”本属宫廷文学的特殊产物，具有即事命题、迎意帝王、颂美讽谏、典实富艳等诸多要求。宋元南戏多是书会才人无名氏之作，元末高明作《琵琶记》，成为首位有名有姓，有仕宦经历的南戏作家；当明代恢复科举，儒生回归到“布衣（无官职）╱卿相（有官职）”、“钟鼎（在朝）╱山林（在野）”交织而成的稳定社会结构，其中，没有官职却能亲近皇权者，就属“御用文人”这种特殊身份，而徐霖、杨循吉、沈龄进献的是“应制词曲”、“应制散套”、“应制南戏”，此举反映出明代南戏地位的抬升，因为有天子的青睐，从无功名的老生员到文人名公相继投入，南戏成为文人宣教、应诏、抒愤、写怀、逞才的新园地。
分析明代文人染指南戏创作的种种原因，其中如有神助的一大推力是正德末年武宗南巡对太湖流域文人撰曲风气之影响。武宗南狩虽是政治活动，却促使南戏、南曲作家群的辈出涌动，环太湖流域一代的词人曲家往来频繁，南戏作品也相继问世，预告嘉靖曲坛的盛况即将到来。
注释：
[1] [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云：“人言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页。
[2] 李舜华：《南教坊、武宗南巡与金陵士风的渐变》，《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
[3] 吴秀卿：《《伍伦全备记》新探》，华玮、王瑷玲主编：《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版。孙崇涛：《关于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致吴秀卿女士》，《戏曲研究》54期。
[4] 吕正惠：《政治恩怨毁谤下的邱浚──邱浚如何成为《五伦记》、《钟情丽集》的作者》，《淡江中文学报》第12期。周明初：《《伍伦全备记》非丘浚所作考——兼考成书地域及年代》，《文史》总第50辑。
[5] [清]张廷玉等撰，郑天挺等点校：《明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卷16，《本纪第十六．武宗》，第211-212页。[明]费宏等奉敕修，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辑校：《明武宗实录》第69册，台北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4-1966年版，卷177-194，正德十四年八月至正德十五年十二月，第3443-3643页。
[6] 徐霖能御前侍曲，旧说是“经伶人臧贤推举”页。然据[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9，《江彬奸佞 钱宁附》所记，正德十四年六月（1519），臧贤因协助宁王宸濠叛乱被谪戍边，并于途中被杀（第728页）。武宗正德十四年八月离京，已经作古的臧贤自然不在南游之列。武宗于临清召见徐霖，见[明]李诩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4，《徐子仁宠幸》，第133页。
[7] [明]李开先着，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卷六《张小山小令后序》云：“人言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又武宗亦好之，有进者，即蒙厚赏，如杨循吉、徐霖、陈符所进，不止数千本。”第533页。[清]路鸿休辑：《帝里明代人文略》，收入《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第5册，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据清道光三十年(1850)甘煦津逮楼木活字本影印，卷15，《徐霖》：“上南巡召见之，试除夕诗百韵及应制词曲皆立就，语多谲谏，上屡称善。”第12页，总第28页。
[8]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18，《杂论》：“武宗数幸其家，在其晚静阁上打鱼。”第158页。[明]周晖：《金陵琐事》，收入《明清笔记史料丛刊》明91册，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版，卷4，《武宗钓鱼快园》，第200页。
[9] 详见[清]路鸿休辑：《帝里明代人文略》，卷15，《徐霖》，第11-17页，总第26-36页。
[10]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安亭志》皆有记载，详见后文沈龄一节。
[1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浙江古籍出版，1993年版，《徐霖年谱》：“他的书画题跋都签署‘吴郡徐霖’，只有一件署名‘九峰徐霖’，九峰指他的出生地松江。”第1页。
[12] 以上参见邓长风：《徐霖研究──兼论传奇《绣襦记》的作者》，《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9页。
[13] [明]周晖：《金陵琐事》，收入《明清笔记史料丛刊》明90册，卷2，《曲品》，第110-111页。
[14] ［日］青木正儿着，王古鲁译：《中国近代戏曲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129页。
[15] 邓长风：《徐霖研究──兼论传奇《绣襦记》的作者》，《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第56页。
[16]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徐霖年谱》，第4页。
[17] 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3页。
[18] 张文恒：《从《绣襦记》剧本形态的多面性看“戏文”、“南戏”与“传奇”的关系》，《文化遗产》2016年第2期。
[19] 谢伯阳编：《全明散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799-803页。
[20] [清]路鸿休辑：《帝里明代人文略》，收入《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第5册，卷15，《徐霖》，第12页，总第28页。
[21]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18，《杂论》，第158页。
[22] [清]谈迁着；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21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圣集．艺簧》，第242页。
[23] [清]张廷玉等撰，郑天挺等点校：《明史》，卷67，《志第四十三．舆服三》，第1638-1639页。
[24] [明]李诩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卷4，《徐子仁宠幸》，第133页。
[25] [明]顾璘：《隐君徐子仁霖墓志铭》，收入[明]焦竑辑：《献征录》，上海书店，1987年版，卷115，《艺苑》，第36页，总第5063页。
[26] 金宁芬：《明代戏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脚注1，第78页。
[27] [明]杨循吉着；蔡斌点校：《松筹堂集》，收入《苏州文献丛书》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淸金氏文瑞楼钞本点校，卷5，《礼曹郎杨君生圹碑》，第541页。
[28] 李祥耀：《杨循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杨循吉侍御考》，第26-29页。
[29]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5，“因徐髯仙进《打虎词》以希进用，竟不得志。”第131页。
[30] [明]杨循吉：《打虎词》，收入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732-733页。
[31] [清]张廷玉等撰，郑天挺等点校：《明史》，卷286，第7351页。
[32] [明]顾璘：《息园存稿诗文集》，《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26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卷2，第14页，总第437页。
[33] 李祥耀：《杨循吉研究》，第144页。
[34] [明]杨循吉：南北双调【锦上花】合套《春景》、南北越调【绣亭针】合套《夏景》、南北南吕【一枝花】合套《秋景》、南北商调【集贤宾】合套《冬景》、南北商调【集贤宾】合套《岁朝庆贺》，收入谢伯阳编：《全明散曲》，第733-742页。
[35] 又可参[清]李铭皖等修，[淸]马桂芬等纂：《江苏省苏州府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据清光绪九年刊本影印，卷79，《人物六》，第35页。
[36]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收入《徐朔方集》第二卷，第33页。
[37] [清]王昶纂修：《直隶太仓州志》，清嘉庆七年刻本，卷41，《艺术》，第10页。
[38] [清]陈树德辑：《安亭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卷17，《人物》，第296页。
[39] [清]陈树德辑：《安亭志》，第184页。
[40] [清]王辅铭：《明练音续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总集类第395册，台南庄严文化出版社，1997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硏究所藏淸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刻本影印，卷1，第8页，总第318页。
[41] 徐朔方引《安亭志》卷九沈龄诗《吴淞江疏凿毕朋辈载酒同游》，系年为沈龄二十五岁，弘治七年（1494）吴淞江疏浚，见《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第38-39页；《明练音续集》所记为同一首诗，但诗题更为详尽，有“嘉靖改元”，故笔者判定是1522年改年号为嘉靖，巡抚李克嗣开吴淞江一事页。
[42] [明]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26页。
[43] [明]蒋一葵辑：《尧山堂外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第148册，台南庄严文化出版社，1995年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卷九十《国朝》，第4页，总第404页。又见于[清]蒋继洙：《广信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据淸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卷12，《杂记》，第20页，总第1486页。
[44] 孙崇涛、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笺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11页。
[45] [清]车江英：《四名家传奇摘出》，由《蓝关雪》（韩愈）、《柳州烟》（柳宗元）、《醉翁亭》（欧阳修）、《游赤壁》（苏轼）组成，可见“四名公配四景”的组剧写作模式，到清代仍旧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见于《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5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据喜马隅卿藏鸿堂抄本影印。
[46] [明]沈采：《四节记》，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第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据钞本影印，《嫖院》，第535-566页。
[47]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第33页。
[48]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生长期传奇作家作品一览表”，备注，第52页。
[49]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第35页。
[50]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第34页。
[51] 游宗蓉：《明代组剧初探──以组剧界定与内涵分析为讨论核心》，《东华人文学报》第5期。
[52] [明]沈龄：《裴度香山还带记》，《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世德堂刊本影印影印，卷之上，第1页。
[53] 郭英德：《明清传奇史》，第107页。
[54] [明]沈龄：《裴度香山还带记》，卷之上，第17a、17b页。
[55] 《商辂三元记》现存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刻本并无署名，1934年长乐郑振铎《汇印传奇》第1集，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均据之影印，郭英德指出：“《丛刊》误题为‘明沈受先撰’。”故《商辂三元记》的作者佚名。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第95-96页。
[56] 黄仕忠：《《双忠记》传奇为海盐姚懋良所作考》，《文化遗产》2016年第5期。
[57] 吴书荫：《《香囊记》及其作者──有关邵璨生平的点滴发现》，《戏剧学习》l981年第3期。马琳萍、侯凤祥：《邵璨生平及《香囊记》创作时间考辨》，《石家庄学院学报》第8卷第1期。
[58] 黄仕忠：《《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9]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册，第243页。
[60] 以上考证详见黄仕忠：《《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61] 黄仕忠：《《双忠记》传奇为海盐姚懋良所作考》，《文化遗产》2016年第5期。
[62]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卷》，收入《徐朔方集》第三卷，第4页。
[63] 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以明代为中心，考察明代的“士”，是指：未入仕之学位持有者，即生员以上的读书人页。至于生员前一阶的童生，不在此范围内页。明代的士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群吃“皇粮”，领“国家工资”的职业读书人、应考人页。生员在洪武间得到了相当九品官的终身特权，尤其是徭役优免权页。这既保证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又保证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见第144-145页。
[64] [明]姚茂良撰；王锳点校：《双忠记》，中华书局，1988年以富春堂为底本点校，第1页。
[65] 《五福记》现仅存程砚秋玉霜簃藏旧钞本，《古本戏曲丛刊三集》195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2014年影印出版。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
原载于《南大戏剧论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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