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雨萱

冷雨萱比张骞通西域早800年的丝绸之路——穆王西征（1）-字耕农

冷雨萱《穆王西征新解新证》（1）
张钦恒 著
自 序
《穆天子传》为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冢出土的古代文献，记述了西周穆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的故事。穆王西征一事除了当时汲冢同出的史书《竹书纪年》有记载，传世文献典籍如《左传》也有提及。理论上讲，《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二书，司马迁应该无缘面对。然而《史记赵世家》对穆王西征一事的叙述，具体到了穆王对西王母“乐之忘归”的细节，太史公显然自有所本。然而此书出土面世一千七百多年来世人对其属性认识颇有不同。晋代当时的整理者如荀勗、束皙显然信其为史，唐宋元明人基本信其为史，如《隋书经籍志》归入“史部起居注”，《旧唐书》、《新唐书》同；《宋史 艺文志》则归入“别史”。到了清代编辑《四库全书》的时候则出现了暧昧含混的态度和做法，《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一面说该书“虽多夸言寡实，……，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而事实上却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在属性认定上从写实变为虚构。从此人们更多将其目为虚构类文学作品小说甚至神话传说。西学东渐以来，科学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近现代研究者重新认识到该书内容的价值，基本肯定其为写实的“游记”性质。既然是游记，书中所述之西征路线的还原便显得尤为关键。民国以来以顾实、卫聚贤、于省吾、小川琢治等中外学者的研究贡献最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又有常征、孙致中、靳生东、钱伯泉、卫挺生、赵俪生、郑杰文、王贻樑等人继续该项研究。虽然对于穆王西征路线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始终未能给出最终令人满意的解释。
笔者 90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多年以来业余不辍钻研古籍，在具备了一定古文字学及古代文献学功底的基础上，受到“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下决心尝试解答一个长久以来的疑问，那就是《穆天子传》是否保留着更早千年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早在学生时代其人即疑心该书所述穆王西征的内容可能暗含着一段湮灭已久的历史真相。张骞通西域这当然是事实，问题是张骞走的路一定不是当时人开的，而是前人开的。与其相信几百人的使团、商队开路，更宁愿相信成千上万的大军开路。黄帝且不说，就说周穆王。穆王率领数万人的六师西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那是不在话下的。而一路上广泛传播丝绸文化，显然是对后来“丝绸之路”导夫先路的贡献，甚至就应当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开端，只是后来东周经秦到汉初中断了几百年，或者汉武帝时张骞只是重新开通，定性应是再续前缘而非开天辟地的“凿空”。现在看来张骞的贡献并非到达河西走廊和新疆，而是越过葱岭到达今天的中亚邻国。因为本书还原的穆王西征路线图，向西北最远到达的“旷原之野”即今天新疆准噶尔盆地西部，并未穿越葱岭到达中亚。
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文献对于西域、中亚以及更遥远的西方世界的内容，也是屡见不鲜的。《山海经》自不待言，关于西域乃至更西方的相关记述已经十分具体而丰富。《尔雅》称西王母为天下西极。《吕氏春秋》书成于战国末期公元前241年，早于通西域一百多年，对于西域中亚之物产多有提及。《淮南鸿烈》大概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最后成书的一部重要著作，可以视为通西域之前，当时中原社会文化的剪影和轮廓，其中关于西域中亚风土人情的记载也是不少，而这些内容显然是之前现实与史料的反映。上述传世文献的内容说明汉拓西域之前，甚至秦代先秦，中原与西域中亚的往来还是不少，并非司马迁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一片空白”。考古上的发现也填补了很多认识上的空白。比如时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王巍先生的《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一文，从考古实证的角度出发，较为系统地列举了汉代之前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与中原历来文化交流的出土材料证据，与文献记载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形成不容置疑的“二重证据”。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穆天子传》莫非真的是“丝绸之路前传”？
笔者因而在最近四年时间里，大量参考了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诸多学科相关研究成果，进而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结合实地寻访考察，对原书内容进行重新解读。一改以往研究者只是在文字层面推导路线而极少落实到地图的惯例，从而清晰绘制出符合古籍内容以及当时客观条件的精确到当今县级行政区的“穆王西征路线图”，书中言及之山原河湖，皆与今日或已知历史地名一一对照。由此确证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祁连说”（并非有“石室、王母堂”的酒泉南山“祁连山”），进而补足其“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全图”河西西域地区的空白，并对关键地点“昆仑丘”进行重新定点标注，以及在全新的“西周时期地图”的基础上绘制“穆王西征路线图”，完全打消人们对穆王西征一事的怀疑和否定，同时也纠正了民国以来无限夸大西行路程（比如葱岭、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错误倾向。尤其是对关键地点“昆仑丘”及“河源”的全新解读和准确定址，尽量追求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既符合《穆天子传》原文本身，又与《禹贡》的“导河积石”，《山海经》、《禹本纪》的“河出昆仑”等相关内容相互支持，并不矛盾。整条路线上重要地点约有四五十个，其中一些地点有近年相关考古学报告铁证如山，有些地点的某些独有自然特征为其它史书以及当今地理学、生物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所证明或支持。
根据当今的分类标准，笔者确信《穆天子传》属于非虚构类文字作品中的史书，并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中的小说甚至神话传说。如果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就不可能有第四卷结尾的“里西土之数”一节自找麻烦，清楚明白地交待了整个西征过程十段路线的方向和里程。认为其虚构的学者主要是因为不能正确解读这一节内容，就认定原书作者在虚构敷衍，进而怀疑原书绝大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否定一部书内容的真实性当然轻松容易，从此可以打上红叉置之不理。而要证明该书内容的真实性，必然要将这关键的一节文字解释通透并且与全书前文所述细节进行对照，要做到完全吻合才行，这也是本书所下的主要工夫。当然，笔者也反对将该书视为等同西周铜器铭文的原始资料。这种看似矛盾现象的合理解释只能是，《穆天子传》有关穆王西征即前四卷的内容，是战国人大量引用甚至大段抄录西周史官亲历西征的原始记录编写而成。
对于那些因为所谓原书内容存在战国用韵、误称洛阳为“宗周”等疑点，便质疑甚至完全否定该书价值的看法，这里简要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所见的《穆天子传》是西晋出土之后由当时学者隶定、楷写而整理誊抄经历代流传下来的本子。墓中出土的原书是“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当然不是西周原始籀篆材料。因其成书不可能晚于最后入土随葬魏襄王的时间公元前295年，故而学界基本倾向其为战国前期赵魏人写成。笔者认为《穆天子传》原始材料应为赵国的始祖也是本次西征穆王御手造父保留的“随王西征日志”的抄写副本。中原王朝历来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君举必书”这样的历史传统，所以推测正本为当时陪同穆王西征的史官实录即后代“起居注”的性质，而作为主要参与人的造父拥有一个副本珍藏是在情理之中的。前403年，赵魏韩被周王室正式认可而封侯建国，赵国难免不把这一保存550多年的传家宝作为宣扬历史功绩的好材料，便用赵国当时采用的文字把西周原始籀篆材料摘录编辑，编写该书的历史背景大概如此。如郑杰文所言，赵国典籍随葬魏王，是因为魏军在公元前353年曾经攻入赵都邯郸并占领三年之期间掠去而已。战国人引书经常不把援引出处交待清楚，加之没有标点符号提示，所以难以分清哪些是战国人转述内容，哪些是西周原始材料。况且竹书是被盗发，本身并不完整，今本第一卷七百余字、第三卷五百余字，字数远远少于本身亦有轻微缺失但均达一千二百余字的第二和第四卷，说明一、三卷损失过半，这显然是盗墓损毁以及收集散落所致。尤其是缺失的第一卷全书开头部分，也许详细交待了此书的来历，只是可惜已经杳然无存。
但是必须承认该书援引抄录保留了大量的西周原始史料，因为书中提及的一些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是西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才会有的，战国时期因为气候变化等因素，已经沧海桑田。书中屡见的“无主之‘曰’”本书认为是引用西周原始材料的证据，详见第一章末附文。另外书中有些内容，笔者发现其可以为近年相关考古发现所证实，只是考古工作者自己并未注意到这个情况。总之，没有在西周当时身临其境亲历其事，作为战国人，任凭他有多丰富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懂得这些近现代科学才认识到的规律，也不可能刻舟求剑地编造出西周才可能有的特别自然现象。还有一些在偏远蛮荒地区小范围分布的稀有动植物，不是当时亲见，古代中原人即便当今的人，也难以想象其特征甚至存在，这一点在正文中有大量举证，此处不再赘述。
正如元代许有壬《安南志略 序》云：“士之为学，当笼络宇宙，天之所覆，宜皆知之。而或窒于通，或敝于遐，则见闻有弗深考。穷壤之外，沦混之墟，尚可知乎？渊明览《周王传》、《山海图》以自适，其胸中高世之致，可念见已。”此文亦为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杨文衡《中国地学史》等书所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使命与精神追求，可谓一语道破。这种敢于突破世间浅见短视而探索天下地上未知领域的优良传统显然被后世继承下来并将延续下去。
《穆天子传》一书流传日久，版本众多，内容各自稍有不同。笔者主要依据较新出版的两书，一为1992年出版的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的《穆天子传通解》，一为1994年出版的华东师大已故学者王贻樑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二书都分别做了一定的版本整理工作，并集合各家注解说明。笔者在结合这两个版本原文的基础上对其所述行程所涉全部地点给出符合逻辑的新的解释，并尽量搜集采用多学科的新出证据完成论证。
“西征”是原书的说法，“征”是有目的的长途行军，《竹书纪年》说穆王“西征昆仑丘”，而昆仑丘上当时并无任何部族定居或驻军，所以说征指行军，而军事进攻用“伐”而非“征”。比如“周王伐西落鬼戎”，“周人伐始呼之戎”，很明显，在西周的概念体系里，“征”强调远行并非发动战争，公然发动战争当时叫“伐”。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征”为会意兼形声字，从彳从正，彳为道路。正，甲骨文从止从囗，篆文将囗简化为一，止为脚，囗为城墙，与后来的“一”一样都指目的地，故而“征”指有组织有目的之远行。而“伐”为会意字，以戈砍人，指战争杀戮。后来“征伐”连用，本义渐趋少用。然而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征”也是取其本义“行军”。《诗经》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周王出行，就是后代御林军前身的数万人的“六师”随行护驾，这是当时的惯例。周穆王是一个天生的旅行家、探险家，在他身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探索远方未知世界的志向和魄力，故而出现千军万马跨越千山万水的壮举，他们时而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行进，时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张骞、法显、玄奘等后来人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西征一事涉及原书内容仅限于前四卷，故名《穆王西征新解新证》。
本书认为已经破解了包括《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山海经》、《左传》等先秦文献中记载的这次西征关键地点昆仑丘、西王母之邦、西北大旷原等这些历史地理之谜；也道破了大禹治水、不死之药、嫦娥奔月这些神话传说的玄机；并指明了《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汉代及后来著作由于秦楚焚书文化罹难，汉代相关概念、地名变更而将其误解误称的成因。由此证明容成氏、轩辕黄帝、重黎氏等文献及传说中的古圣先贤已经在河西走廊一带居处活动，尤其是周穆王在加强对河西走廊的管理与开发以及加强与西膜地区的联系方面，在传播中原文化尤其是丝绸文化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据本报告统计，穆王西征将大量多种丝绸制品及文化传播至今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新疆天山南北、内蒙古、蒙古国等13个部族邻邦。这次远征奏响了近千年之后汉武帝时代打通“丝绸之路”的序曲。
穆王西征最远到达“旷原之野”，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到达亚欧大陆腹地一带万古洪荒的准噶尔盆地玛纳斯古湿地，而同时期或稍晚的古希腊文献里比如希罗多德《历史》引述前7世纪的亚利斯底阿斯《独目人》，即讲述了西天山西侧（很可能就是伊犁河谷）的阿尔吉派欧伊人（秃头人）的说法，山（天山）以北有一个“天空飘满羽毛因而人难以看清并到达的地方”，希罗多德没有实地考察所以觉得难以置信就干脆臆断羽毛是雪。然而中国古代文献《竹书纪年》说穆王西征到达“积羽千里”，《穆天子传》则详细记述了“六师”在此大规模捕猎并且“载羽百车”的史实。在青铜时代，亚速海滨的西徐亚人（塞人）最东已经到达帕米尔高原、天山和阿尔泰山西麓的哈萨克丘陵一带，但并未越过这道天堑，因而对东边的认识仅限于传说。而欧亚大陆东方的中国人要比西方的古希腊人，更早到达这个地球上最大大陆中心——中国境内的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并且在《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这样的文献里留下了确切的记录。让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这些古代文献所言不虚，真实可信。
笔者出于方便而采用了现在通行的基本资料，比如今天该地区的基本地理情况，山脉河流等地貌、气候、物产等的基本资料有些采自网络搜索引擎，条件所限，并未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这样的权威文献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对照，可能存在个别差错，希望读者谅解。至于与现代考古学、生物学等多学科进行的交叉研究，则尽量采用文献资料。
即便如此，仍多有遗憾。一是未能全线各地点实地走访考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有待于今后沿线各地政府重视，组织实地考察甚至专业考古。二是文献资料方面未及深入研读各地原始方志，因而显得粗疏，希望能引起沿线各地专家学者的重视，以其熟悉的本地方志内容对报告进行补充或者批驳。三是地图资料方面，缺少大比例尺普通地图。目前采用的普通地图最大比例尺为1:400万，对于书中所指很多山水都未能标注，如果有比例尺大于1:100万的各地普通地图作为参照，则能获得更多更具体的认识。
最后必须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采取民间个人独立研究的方式，囿于一己认识见闻，加之水平所限、条件制约，定有该读未读之书，该参未参之文，该解未解之处，该明未明之理，在此恳请各路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谨序。
张钦恒
2018/05/15


穆王西征路线图 （张钦恒 绘制）

目录
第一部分 《穆天子传》前四卷新解
第一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第二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第三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第四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附表：穆王西征所到地点及行程古今对照一览表
附图：
1，穆王西征及传播丝绸文化路线示意图
2，穆王西征昆仑地区行程路线示意图（从河首到群玉之山）
第二部分 三大历史谜团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一，由《穆天子传》引发的“昆仑-河源考”（附：“昆仑”概念示意图）
附图：
3，《山海经》昆仑地区示意图
4，《禹贡》昆仑地区示意图
二，文献解读与考古发现的对位与错位：西王母与瑶池新考
三，河伯始末
第三部分 西征沿线重要地点相关资料及分析
1，陕西境内重要地点
2，河南境内重要地点
3，山西境内重要地点
4，河北境内重要地点
5，内蒙古境内重要地点
6，宁夏境内重要地点
7，甘肃境内重要地点
8，青海境内重要地点
9，新疆境内重要地点
10，蒙古国境内重要地点
第四部分 参考文献
下表：穆王西征所到地点即行程古今对照一览表

第一部分
《穆天子传》前四卷新解
序一
《穆天子传》出汲冢。晋荀勖校定为六卷，有序言“其事虽不典，其文甚古，颇可观览”。予考《书序》，称穆王享国百年，耄荒。太史公记穆王宾西王母事，与诸传说所载多合。则此书盖备记一时之详，不可厚诬也。春秋之时，诸侯各有国史，多厖杂之言。下逮战国，王迹熄而圣言湮，处士横议而异端起，人人家自为说，求其欲。不厖，其可得乎？其书纪王与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则徒卫简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汉之千骑万乘空国而出也。王之自数其过，及七萃之规，未闻以为迕也。登群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尝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独王之八骏起腾以先待辄旬日，然后复发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馀，百姓晏然，虽以徐偃王之力行仁义，不足以为倡而摇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犹以王为获没於祗宫为深幸，足以见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岂可效哉！是岂可效哉！存其书者固可以览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考其是非欤？南台都事海岱刘贞庭干旧藏是书，惧其无传，暇日稍加雠校讹舛，命金陵学官重刊，与博雅之士共之，谂予题其篇端云。时至正十年，岁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渐玄翰序。
今译：
《穆天子传》出自汲郡坟墓。晋代荀勖校勘确定为六卷，还有序言。说“这件事虽然不见于经典，但是它的行文很古雅，很值得阅读浏览”。我研究《尚书序》，称周穆王治理国家享寿达一百年，垂垂老矣。司马迁《史记》记载周穆王做客西王母的事情，和这些传说所记载的颇多吻合。那么这书大概是完备记录当时的详细史料，不能过分批评贬低。春秋时代，诸侯各自有各自国家的历史，产生很多庞杂的说法。后来到了战国时代，周王的事迹和圣贤的言论就熄灭湮没了，民间小知识分子随便议论国家政治因而反对王道的极端思想兴起，各家各派都建立自己的学说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不庞杂，这怎么能做得到？这书记录周穆王与七萃之士，巡游旅行天下，然而只靠这种卫地出土的竹简就显得征信太少了。没有像秦汉的千车万马从都城倾城而出那样。穆王自己数落自己的过失，以及七萃之士的规劝，没有听说认为是忤逆犯上。登上群玉之山，命令邢侯开采玉石，因而不接受当地人的慰劳品，这是先代君王体恤民力的法度，未尝不能施行。至于遇到雨雪天气，让士兵们都休息，唯独王的八匹骏马作为先导，等待动辄满十天，然后又出发离开，这不是督促命令遵守时间约定。这样传承成王康王雍熙和洽的余绪，天下百姓平安幸福，即使靠徐偃王身体力行仁爱道义，不足以作为倡导从而动摇周王朝的天下，因此知道没有暴戾的行为和酷虐的政治。而君子仍然认为穆王得以在祇宫驾崩是万幸，足可见人心的险恶达到了这种程度。这岂是可以效法的！这岂是可以效法的！保存这本书的人当然可以阅读到它的古雅，求证这件事情的人又怎么能够不考证这本书内容的对错呢？官职为南台都事的海岱青州人姓刘名贞字庭干者旧时收藏了这部书，担心这书将来失传，闲暇时间逐渐加以校勘讹误，让金陵学官重新刊印，与博学文雅的人士共有同赏，嘱托我在书前写序。时间是元朝至正十年，干支纪年为庚寅年春天二月二十七壬子日。北岳恒山人姓王名渐字玄翰作序。
说明：
《穆天子传》一书历代序跋极多，本书仅从众文中选取解释比较全面相对更为重要而且密切相关的两序，元代王渐序即本序及晋代主要整理者荀勗之序即序二。元朝顺帝至正十年就是公元1350年，这里说的“《尚书序》”其实是《尚书吕刑》的正文开头部分。至于“穆王享国百年”，前人已经指出，并非穆王寿百年，而是自西周立国至于穆王有百年时间。如自前1046年计，则百年在前946年，当穆王三十年。也有说自穆王元年前976年为百年，则显然以文王此年被命为西伯为起始。所以所谓“耄荒”之说显然是出现了误解并讹传。
此处所言《史记》记穆王见西王母事，于《周本纪》未见。在《秦本纪》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并未言及见西王母。在《赵世家》：“……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看来这条材料即所谓《史记》之出处。“索隐”：“《穆天子传》曰，穆王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作歌。谯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尝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见乎？’”【按，可见该书出土之时，就有谯周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信其真，认为是代地所供之西方女神，或者是西域的地名。《尔雅》直呼“西王母”为地名，而《穆天子传》一书“西王母”与“西王母之邦”判然有别，清清楚楚。】“与博雅之士共之，谂予题其篇端云”一句，王书断句为“与博雅之士共之谂，予题其篇端云”。疑其不通，故改为以上断句法。
序二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其书言周穆王游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
今译：
用古代文字（战国六国文字）书写的《穆天子传》，是在太康二年，汲县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古墓所得到的书。都是竹简白丝编联成册，根据臣荀勖之前所考证确定的古代尺长，衡量这个竹简，长度是当时的二尺四寸，用墨汁书写，一根竹简四十个字。汲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地方。根据一同得到的《纪年》推测，大概是魏惠成王的儿子，“当今王上”的坟墓，应该是《世本》里的襄王。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从“当今王上”二十一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的年份，八十六年。再到太康二年最初发现这部书，一共五百七十九年。这部书说的是周穆王巡游的事情，《春秋左氏传》说：“穆王要满足其环绕巡游全天下的欲望，希望满天下都能留下他巡游的车辙痕迹和马蹄印迹。”这部书所记载的，就是他的游历故事。穆王喜欢巡视田猎游历，得到了盗骊騄耳这样的骏马作为乘马，造父作为驭手，因此得以视察四境蛮荒。向北越过“流沙”地区，向西登上了昆仑，见到了西王母，与太史公司马迁记载的相同。汲郡政府收集竹书不够严谨，多所毁坏脱落残缺不全。虽然这书的内容不合经典，然而都是古代的书，颇值得阅读浏览。谨慎地用二尺幅面的黄纸誊写，皇上您曾要求阅览，（为中间突发战事耽误）在战事平定之后，将本来的竹简以及用当今字体整理的写本，一并交付呈送。秘书部门誊写的本子，收藏在“中经”，副本存放在三阁。谨此为序。
说明：
该书出土之后本无题名，荀勗定本名《穆天子传》，束皙校改本则题《周王游行》，还有陶渊明所称的“周王传”等等名称，这显然是当时多人整理传抄各自取名的缘故。由于《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同出魏襄王墓，故而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的年份可以推测《穆天子传》成书及埋入的时间。出土时间应为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埋入时间为魏襄王薨年，即公元前295年。共576年，并非荀勖说的579年，原因是西晋人根据司马迁《史记》排列有误的年表推算导致。总之，此书历秦“焚书”直到西晋时出土及整理，前后近580年不为世人所知。而《史记赵世家》却提到穆王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这样的细节，看来是参考了先秦转述其事的其它材料。
至于文尾，此前学者断句多为“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这样只能解释为“谨慎地用二尺幅面的黄纸抄写上去，请在战事平定之后，将本来的竹简以及用当今字体整理的写本，一并交付秘书部门誊写”。“事平”根据郑杰文书中所言，指太康三年（即282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造反一事。可见此文的写作时间在此之后，而开始着手整理则在战事发生之前。
然而根据前文“臣勗”一语，可知此文本来是写给当时皇上的，郑书说有些本子文前还有所谓“结衔五行”，在“附录二”一节录有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穆天子传》旧钞前有荀杨序，首有结衔五行云……。”而王书前则在书首保留了这一内容，即参与整理抄写的五名官员的署名，更足证这篇文章是写给皇上的报告。因为整理竹书也是当时皇上即晋武帝司马炎的命令，故而他关心整理进度，欲先睹为快，不料战事突起，就搁置下来了。战事平定之后，荀勗就递交了这个报告。
另外，“写上”这种用法，恐怕出现时间较晚，不是西晋当时的语法。“请事平”疑其文义不通，“事平”岂是能预知而请的？谁能事先预知战事要持续多久？即便要“请事平”，那也是“事平”之前去申请，但是此文明明是“事平”之后写的，显然没有请的必要了。所以，本报告采取以上断句方式。
卷一 古 文
原文：□饮天子蠲山之上。
今译：□请天子在蠲山上饮酒。
说明：
卷首书“古文”二字，是提醒读者本书内容是根据古墓出土的古文内容整理而成，故而有些字形无法辨认以及多有脱漏等遗憾，都是不足为奇的。
蠲山，郑杰文说是沁水所出之泫山，在今山西高平。这里显然是脱落了一些前文的，比如从洛阳出发，在哪里渡过了黄河，常识告诉我们大概是经过了孟津、济源、晋城这些地方，才到了这里的蠲山。根据全文体例，缺处前文还应该有干支纪日。
原文：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
今译：戊寅日，天子向北行进，就渡过了漳河。
说明：
通读全文，可知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成周洛邑，而非宗周镐京。但是本文一直表述是“宗周洛邑”，与经传说法以及西周金文有违。这是东周人的说法，因为东周时候真正的宗周镐京没有了，就剩下了洛邑，所以把原来的成周称为“宗周”，代表周王朝的正宗，也是讲得通的。因为“成周”可以没有，而“宗周”不能没有，故而周宗将成周改名为“宗周”。这一段漳河的具体地点当在今山西潞城、黎城一带。
原文：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载立不舍，至于钘山之下。
今译：
（两天之后）庚辰日，到了□某地，（后一个“□”是译者加的，因为此处不止缺一字）某人请天子在平定大磐石上饮酒，天子就让演奏“广乐”（来助兴）。（天子一直）站在车上不坐下，一路跑到陉山下。
说明：
具体地点即盘石即山西平定冠山，钘山即河北井陉陉山。描写形象生动，周穆王率性豪迈的性格跃然纸上。喝高兴了，站在奔驰的马车上，一路高歌都有可能，就是不坐下。这里地点的阙文疑为“邢”。
原文：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阳。
今译：
（三天后）癸未日，下起雪来，天子在陉山西坳一带打猎。在这里得以穿过井陉山间隊道，向北沿着滹沱河北岸上溯前进。
说明：
钘山是今天河北井陉陉山。可见周穆王是沿着太行山北行到五台山西坡一带，从南往北沿着滹沱河谷绕行五台山西坡行进的。滹沱河北岸最终应该到达今天山西阳明堡、代县一带。当时这里是继续北征犬戎的必经之路。隊，郑书以为是隧，即山谷道路。
原文：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
今译：
（两天之后的）乙酉日，天子往北登上了（髭山山道）。天子往北向犬戎之地进发。犬戎胡在当水北岸宴请天子。天子就高兴起来了，设立赏赐让卫队士兵搏斗嬉闹取乐。
说明：
本段有两处脱漏。依小川琢治的说法缺文应为“髭之隥”，据卷四回程路线推测，即今恒山西段南北向山道，即后代雁门关一带。并非《尔雅》说的下文“隃之关隥”为雁门。根据下文向西越过山岭道路推断，当水就是桑干河。这里的“当水之阳”即“桑干河北岸”大致位置在今天山西大同一带。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则显示，这个时候晋西北一带是燕京戎，北唐是其都城，也是其国别称。《竹书纪年》记：“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这个绿耳在本书中也有出现，是穆王八骏之一。但是犬戎（严允）却标注在陕北一带。晋东北及冀北是北戎。“春秋、战国时期图”则显示晋北一带是楼烦。本书内容是战国人根据西周史料编写的，故而这个“犬戎胡”可能与西周实际情况不符。根据书中所述，周室或者井（邢）国与“犬戎胡”在这一带是以恒山为界的，犬戎胡据有恒山以北的大同盆地一带。
七萃之士，旧说多将七萃解释为军队编制，就是通俗说的七队，然而普通的七队与“萃”何干？其实更可能类似后代“七项全能”的特别卫队。即这些人都是身体条件良好、精通七个方面技能的国王卫队。七萃可能包括角抵、弋射、驾驭、剑术、投石、超距，甚至包括书、数这些智力和知识测试指标。因为就《穆天子传》书中透露的信息，发现七萃之士并非仅仅是“虎贲”那样的赳赳武夫，还是很有思想文化的智囊。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六师之外的第七支队伍，相当于后代的警卫连、特别卫队之类，因其编制精干，不足一师，故而成为“七萃”。但是其人员特征显然如上文说的集合了多种特长于一身的，是当时作为周王亲兵的特种部队。作为七萃之士的辛余靡，《竹书纪年》记录他曾为穆王之父昭王的车右，在汉上梁败之后把昭王和祭公两人救上岸，立了大功而被封侯。《竹书纪年》说穆王时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擒了一只老虎给穆王，二人显然又都是勇冠三军的武士。本书中七萃之士既能为穆王排解思想上的困扰，更具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知识和技能，绝对是文武双全的相当全面的人才，因而说“七萃”是“七项全能集于一身”的意思。《考古与文物》一九九零年第二期：《燕戈“七萃”及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历朝会要战国会要》 卷二十七 乐下：角抵，附力士、剑术、弋射、投石、超距、踢鞠、斗鸡走犬、赛马、六博、投壶、弈。
原文：
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
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
今译：
（五天之后）庚寅日，刮起北风下起雪来。天子因为寒冷的缘故，命令部属们休息。
（四天之后）甲午日，天子向西进发，就穿过了隃的关隘山道。
说明：
隃即大同西至今云冈一带，既然有关隥，可见已经设关很可能也有居邑，应即今大同西武周山，当时应属犬戎胡，后来著名的云冈石窟即在道北武周山南麓开凿。大同盆地一带是游牧民族重要根据地，后来北魏也在这一带兴起并以大同为都城。可见“隃”并不是《尔雅》说的雁门。前文的“髭之隥”才是雁门关一带。
这里的描述是很合情合理的，符合地理气候常识。初春从南往北远行，出其不意的寒冷天气是始料不及的，何况已经到了后来称为塞上的寒冷之地。天子出征，不是一个人一辆马车，也不是一伙人，几十辆马车。而是上万人的国家常备军“六师”，在当时规模和战斗力是威震四方的，所以穆王天子才能远行四方，说是远行，不止是远游，更是巡狩，虽说没有打仗，但政治意味一直很强，就是要巡视天下，展示实力，行使权力，比如重新确立河伯合法继承人，压迫犬戎，这些都与后来西周的灭亡不无关系。
原文：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
今译：（五天之后）己亥日，到了“焉居禺知的平原”。
说明：
不能确定“焉居禺知”具体指什么。据王书、郑书，各家意见中有认为“焉居”也许就是后来的焉耆、义渠；“禺知”或即“禺氏”、后来控制了河西走廊的“月氏”，根据上下文里程位置及本区域地貌推断该地为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北部浑河平原。穆王的行进路线是从大同往西经过左云、右玉，到达内蒙古清水河北部浑河两岸的平原。
而就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来看，这里当时是鬼方活动的区域。有学者认为“禺知”即禺支、禺氏，就是后来的月氏。但月氏长期活动在河西走廊一带，与和林格尔之间相隔太远而且要经过腾格里、巴丹吉林这样的“流沙”。而且这里仅仅说了地名，并无当地头人出面拜见穆王。可见当时还是荒无人烟的地方。《逸周书 王会解》即言“禺氏”在西，而其后附的“伊尹四方献令”言“月氐”则在北方。大概是游牧民族迁徙所致，也属正常。
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商代》，这一带是危方、下危。滹沱河上游则是土方、翳徒戎，桑干河上游大同盆地一带则是下危，再往北是内蒙古土默川平原以及岱海、凉城一带的危方，西南清水河一带是而沚，河套包头一带是“上反工，下胡琏，似口而非”，应为下文的河伯后裔崩阝方，再往北草原上是鬼方，犬戎在陕北一带。该图集“春秋时期”显示，晋中有隗、狐氏，晋北到内蒙古土默川平原一带是楼烦，陕北黄河西岸则是白翟，鄂尔多斯一带则是林胡（林人）。该图集“战国时期”显示，晋北是楼烦，鄂尔多斯一带是林胡（林人），内外蒙古广大区域是匈奴。
原文：辛丑，天子西征，至于崩阝人。河宗之子孙崩阝柏綮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
今译：
（两天之后）辛丑日，天子向西进发。到了崩阝人地方。河宗的子孙崩阝氏柏綮就在“智之某地”迎接天子。先送来豹皮十张，良马十二匹。天子让井利接受了这些贡礼。
说明：
崩阝人疑即殷商甲骨文的“工上口下方”，即内蒙古土默川平原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往西到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一带，因为这一带河岸经常发生山坡河岸垮塌，尤其雨季洪水爆发经常发生崩塌，所以此处得名“崩阝”。而甲骨文里将筑城工具“工”反着放在祭器里，显示这个地方筑城经常受到坍塌威胁，故而只能依崖挖窑洞居住。临近黄河及其支流河道的陕北晋北农村，这样的情况在今天依然经常发生。这里的崩阝应该与倗不同，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在山西运城绛县横水镇发现倗国墓地，说明倗国西周初期中期存在于这一带。郑书引于省吾说崩阝人就是冯夷、冰夷。然而下面的河宗柏夭也是冯夷之后，则何解？应该是柏夭、柏綮之柏，即冯、冰。这里的“智之某”当为黄河沿岸泽瀑山陵等可观的自然景观，类似于今天景点的概念。
原文：癸酉，天子舍于漆瀑，乃西钓于河，以观□智之□。
今译：
（二天后）癸卯（檀本作癸卯，从）日，天子在漆瀑（泽）驻扎下来，于是往西垂钓于黄河，顺便游览“某智之某”。
说明：
漆瀑（或言泽）疑为浑河，漆是说明河水浑浊发黑。虽然再往北有大黑河，然而与方位不合。下文之渗泽倒是有可能指大黑河所成之湖泊洼地。按其方位，即《中国历史地图集》商代地图上“而沚”的位置。“智之某”既然有可观之处，很可能为具有特色的自然奇观，或为历史遗迹，而不可能是当时的人文之处，那就不是用“观”一词了。1997——2004年发掘的清水河西岔文化遗址包含商周时期。这里的黄河及后代长城相接处现在设有“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既然是地质公园，西周当时已然可观了。按照行程推断应该就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县西岔文化遗址一带。可观之景应指浑河纳清水河后入黄的下游河段，为“覆土砒砂岩”地貌，据《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2017年3月16日发布的“黄河砒砂岩：种地非良田，观赏如画卷”一文（引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2年第5期陈唯达的文章）称其特征为“艳压丹霞，形似雅丹”的特征，的确为值得一观的奇特自然景观。
原文：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
今译：
（一天后）甲辰日，天子在渗泽打猎，在这里捕获了白狐狸和青狢，用来祭祀河宗。
说明：
渗泽应该是土默特左旗西南方向的哈素海。3000年前生态环境良好，水域面积更大，是打猎的好地方。因为盛产鱼类，故而多鸟，也有白狐、玄狢这些掠食鱼鸟的奇异兽类。狢，后代常写为从豸的“貉”，虽然笔画繁复，实际上犯了指犬为貓的错误，狢属于犬科动物，而不是豸所代表的貓科动物，详见张钦恒《字觉：汉字树图梳理与无理字初探》一书。而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一带正是当时崩阝邦所在。
原文：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天子属六师之人于崩阝邦之南，渗泽之上。
今译：
（两天后）丙午日，天子在黄河弯曲的河道边宴饮，天子嘱咐六师的人在崩阝邦南边渗泽岸边驻扎待命。
说明：
这里的河水之阿，疑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什四份与土默特右旗八里湾接界黄河向北突出急弯一带。这一带今天仍有“黄河旅游度假区”，可见自然风光更胜一筹，古今犹然。
六师：郑书引黄以周的说法认为是“万有五千人，车五百乘”。而《周礼夏官 司马》则云“一师一万二千五百人，车四百乘”，则六师多达七万五千人。总之六师的总人数在一万五千到七万五千之间。另外成周还有“八师”，按此标准则达十万人。
原文：
戊寅，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祭阝父受之。
今译：
三十二天（两天）之后的戊寅（戊申）日，天子向西进发，飞速行进到阳紆之山，这里曾是河伯冯夷设立都城的地方，这就是河宗氏族。河宗柏夭在燕然之山迎接天子，用一大束帛和一块碧玉作为慰劳品，以白某某为先礼，天子让祭阝父收下贡礼。
说明：
顾实认为是戊申即两天后，根据下文推算，两天合理，如为三十二天则有大段脱漏。根据下文及第四卷总结行程计算里程一段内容及这里的时间行程推算，阳紆之山应为包头西北黄河北岸的乌拉山，主峰大桦背山海拔2322米。其南为后套平原和黄河西北向东拐弯处，即今天内蒙古包头一带。关于河伯冯夷的传说很多，甲骨文里“河”是商王祭祀诸神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权能很大。而且文献说他是住在北方的，就方位来看，河伯一定住在黄河沿岸，黄河最北的包头一带，是与文献符合的。当然这一区域的西边边界甚至包括河套正北阴山，而下文的燕然之山，就是靠近黄河的大狼山，距离很近（当天行程）的黄之山应该是呼和巴什格。据《大戴礼记》、《逸周书王会解》，阳紆既为山名亦为泽名，山泽互名。泽即后世之乌梁素海，山即乌拉山。亦即《山海经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阳汙之山，河出其中……”。《淮南子修务》：“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应即紆）之河。”则说明河套地区与大禹治水有相关传说。
燕然之山应为内蒙古后套平原北的狼山山脉大狼山山峰，海拔1854米。前文已有在土默川平原有河宗之子孙崩阝柏綮。西征结束穆王才宣布柏夭是合法的河宗，联系下文可知，这个柏夭在后套平原，也是河伯的后代，谁才是正宗的河伯继承人，当时似乎没有定论。
（崩阝）柏綮对穆王是一般的礼节，而柏夭不光献厚礼，更为穆王举行两场祭祀大典，后来又作为穆王西征全程的向导，立下了大功，所以穆王在西征结束后宣布柏夭是真正的河宗，即河伯的合法正宗继承人。这显然得罪了土默川平原的（崩阝）柏綮，而这里南边就是后来与周为敌的犬戎，（崩阝）邦柏綮一族显然会站在犬戎一方而不利用周邦。祭阝父，即《左传》言及的祭阝公谋父，《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灵王”一节提到用来规劝穆王爱惜民力的《祈招》一诗的作者。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与已知的考古发现对照，可知从山西大同盆地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清水河、托克托，均有仰韶和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以及细石器遗存，而呼和浩特和包头均发现有细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发现对于书中相关内容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原文：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将六师。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祎、帗带，搢曶、夹佩、奉壁，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陈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壁。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号之——帝曰：穆满，女当永致用时事。南向再拜。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珤，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於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珤，赐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今译：
（五天之后）癸丑日，天子隆重盛大地在燕然之山脚下黄河岸边河道弯曲的地方举行朝觐之礼。于是命令井利和梁固两人统帅六师。天子下令说五天之后的戊午日是吉日。（这一天，）天子身着盛装，头戴冕旒，系着朱红腰带，插着笏板，左右腋下佩玉，双手捧着玉璧，面朝南（面对黄河）站立在寒祠之下，行两拜叩首之大礼。曾祝在一旁帮助天子行礼，祭司摆好五种牺牲：全马、全牛、全羊、全猪、全犬。天子将玉璧呈给河宗柏夭，河宗柏夭接过玉璧，面朝西方（面朝上游甚至河源昆仑方向）将玉璧沉入河里，两拜并叩首行礼。司祝将牺牲沉入河里。河宗向皇天子山方向请求赐命。（开始降神，柏夭成为河伯的化身，代河伯为天帝向人间传言）河伯大声喊道——“天帝说：穆王姬满，你理当永远治国秉政。”穆王向南（面朝河水）两拜以示感谢与领命。河宗又大声喊道——“天帝说：穆王姬满，给你看舂山的宝藏，命你在昆仑山停驻四地，经过了七十眼泉水之后，才能到达昆仑山的鞍部垭口，再去看舂山的宝藏，赏赐给你……”后面的言语含糊不清（祭礼结束）。天子接受了帝命，向南行再拜之礼。
说明：
承前戊申日是五日，若不改则戊寅到此日为三十五天，又应有大段脱漏才讲得通。燕然之山到底是哪座山？有说法以为是贺兰山，但根据文中的西向沉璧于河，可知此山一定在黄河东岸或南北岸，但绝对不可能在黄河西岸。所以排除了贺兰山。而且据郑杰文的解释，燕然疑为偃然，低缓貌，不可能是高峻挺拔的贺兰山。还有说法以为是内蒙古乌海一带的大桌子山，但是位置在河东，必须渡河方到，书中此处没有渡河的内容，因而可以排除掉。符合上述条件的最可能的就是大狼山。“燕然之山”即海拔1854米的大狼山，四山之中另外三山高度接近，只有此山最为低矮，故有“偃然”之称。另外三山分别为“阳紆之山”即海拔2322米的乌拉山，山之西麓即同名之阳紆之泽。 下文的“黄之山”即海拔2364米的呼和巴什格，与燕然之山极近，与次日进行祭祀相合。东部柏綮则有 “事皇天子之山”，即海拔2337米的今大青山。历来为河宗神山，故而穆王祭河，柏夭要向其请命。柏夭这里的形象是天下大巫通天教主，他装神弄鬼，成为神禖，沟通了人神两界，代皇天子与河伯向人间传命，故而对穆王直呼其名，最后祭礼结束之时，故意装做口齿不清，言语含混，晦涩难明，降神之礼随之结束。至于柏夭在祭祀中直呼穆满之名，则与《淮南子泛论训》所言“祝则名君”相合，平时场合名君是忤逆大不敬之罪，但是在祭祀仪式中，代神传言的祝者则要对君王直呼其名，以显示神的权威，令人更加深信不疑。郑书引唐兰据穆王时器即铭“穆王”，可知“穆”即为生前之号，非特死谥。寒，依郑书引杜注云“司寒，玄冥水神也，此古谓水神曰寒之证”。则“寒”为河伯之祠。
根据董旭等人编的《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一书称，“大通河发源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境内托莱南山的日哇阿日南侧，有泉眼108处，以大气降水和冰川消融为补给来源，河源海拔4812m”。【按，泉眼何止七十，都过百了。当然泉眼这种微观地貌，三千年间可能有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河源冰川，在三千年间一定有所消融退缩，河道缩短或者变长，今日之河源应较三千年前更加靠上游就是西边海拔更高的山顶，或是下游就是东边海拔更低的山麓。】
原文：
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图视典，用观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珤——玉果、璿珠、烛银、黄金之膏。天子之珤万金，□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庶人之珤十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剑牛马，犀□器千金。天子之马走千里，胜人猛兽。天子之狗走百里，执虎豹。柏夭曰：征鸟使翼，曰□鸟鸢，鶤鸡飞八百里。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邛邛距虚走百里，麋□二十里。曰：柏夭既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
今译：
（第二天）己未日，天子盛大朝拜黄之山，就察看地图阅读册典，观看天子的宝物器用。说：天子的宝物——玉果，璿珠、烛银、黄金形成的膏状物。天子的宝物价值万金，（阙文疑为卿、公、侯之类较高级爵位）宝物价值百金，士的宝物价值五十金，庶人的宝物价值十金。天子的弓叫射人，步战用的剑，犀角象牙（或为犀象之形的青铜器，阙文疑为象）彝器（疑脱“彝”字）价值千金。天子的乘马日行千里，胜过猛兽。天子的猎狗可以奔跑百里，搏虎抓豹。柏夭说，远飞的鸟使用羽翼翅膀，叫某鸟鸢，鸿鹄飞八百里，出名的猛兽用脚奔跑，某兽每天可以跑出千里，狻猊以及野马可以跑出五百里，邛邛距虚（凌虚跳跃）可以跑出百里，麋鹿只能跑出二十里。说，柏夭已经完成了向河伯致敬典礼，于是乘坐“渠黄”马拉的车子，作为天子的先驱，去走遍西土。
说明：
黄之山，疑为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狼山山脉主峰呼和巴什格海拔2364米，这里是黄河西北角，也处于当时中土与“西土”、“西膜”的分界线上，也是当今科学概念上地理、气温、降水、水系、生物、生产方式上的关键分界点，从这里往西，就是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这些“流沙”、荒漠半荒漠的牧区，而此点往东就是是富庶的农耕区后套平原，是黄河最北的河段，古人以为这是天意安排，故而要在这里盛大朝拜河伯、皇天子（天帝），乞求他们保佑赐福。
原文：
乙丑，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河宗氏所游居。
丙寅，天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用伸八骏之乘，以饮于枝洔之中，积石之南河。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狗：重工、彻止、雚猳、□黄、喃□、来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翛、芍及。曰：天子是与出□入薮，田猎钓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七萃之士□天子曰：后世所望，无失天常。农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富，官人执事。故天有时，民□氏响□。何谋于乐！何意之忘！与民共利，世以为常也。天子嘉之，赐以左佩玉华也。乃再拜顿首。
今译：
（六天之后）乙丑日，天子向西渡过黄河。【原文缺失】这里有温暖的河谷和乐的都邑，是河宗氏族游居之所。
（第二天）丙寅日，天子的下属官员清点所得宝物贡品。于是命令正公郊父接受敕令，传命休整马匹检修车辆，放马饮水于浅滩乱溪之中，（就是）从积石南来的河水。天子的骏马有：红色的骐骥，黑色的盗骊，白色的白义，踰轮、山子、黄色的渠黄、枣红色的骅骝，耳朵是绿色的绿耳。狗有：重工、彻止、雚猳、□黄、喃□、来白等等。天子的御手有：造父、三百、耿翛、芍及四人。说“天子这样和很多人一起出渊入薮，围田打猎钓鱼射鸟。”天子说“哎呀，我这人德行不够圆满，就是喜欢找各种乐子玩，后代也许追论数说我的过失吧！”七萃之士某人对天子说：“后世人们之所期望，是不失去天常。农夫工匠都生活自得，男女老少衣食无忧。百姓富裕，官吏管理政事。所以上天有时节，下民宗族都会应之如响。这哪里是谋求快乐？这哪里是把民意遗忘？与下民共享利益，世代以为天常”。天子认为说得很好，把左边的佩玉赐给他。其人就再拜顿首谢礼。
说明：
向西渡过黄河，其地当在今天甘肃永靖西河镇、盐锅峡镇与青海民和、乐都湟水谷地一带。
湟水谷地何以能称为“温谷乐都”？主要由其位置、地形与气候决定，见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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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水谷地生态环境良好。因海拔相对较高，空气湿度不大，夏季十分凉爽，是消暑度夏的良好场所；冬季又因河谷静风与焚风效应，气温相对温和，生态景观具有多样性，浓缩了荒漠草原、干草原、草甸草原和森林、高山草甸、冰川等各种景观类型。尤其是海拔2700－3300米的森林与草甸草原带内，白桦林的皎洁、红桦林的炽热、青扦、冷杉林的挺拔、圆柏林的坚韧……以及青翠碧绿的草甸草原景观，让人目不暇接，如果是夏季，缓坡地上大面积绽开的油菜花，宛如黄金地毯，让人疑为江南。湟水谷地农业资源优越，流域面积1.6万平方公里，仅占青海全省面积的2.2%，耕地面积却相当于全省的56%，并养育了全省人口的61%。
本段之前有大段脱漏，内容即第四卷结尾“里西土之数”一节提到的西夏氏，穆王当在这六天（甚或六十六天）之内从内蒙古狼山沿黄河岸边一路南下，经过了宁夏，进入甘肃，巡视了临夏一带的西夏氏。今地有二解，一为临夏市，一为广河县。主要分歧在于对大夏川的认定。如果古代的大夏川即今大夏川，则“西夏氏”在临夏市，发现有枹罕镇王坪遗址，该遗址缺乏资料，大致是出土彩陶较多，时代应与齐家文化同期或相近。如像河州老马“夏水之变”博客文章称，今大夏川为自明代以来的误称，今大夏川本名漓水，是黄河支流。而真正的大夏川是当今的广通河，是洮河支流。则“西夏氏”在广河县。《水经注》云“大夏川水出西山”，疑此“西山”应即《吕氏春秋音初》所云周昭王车右辛余靡被封为“长公”之“西山”，《今本竹书纪年》称“周侯之于西翟”。西山即今太子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林自然保护区）。这里有著名的齐家文化遗址，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遗址图说》称其“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早期，约与中原夏朝同时”。可见此地齐家文化的余绪即穆王时代的“西夏氏”。所以说穆王所到之“西夏氏”，如在广河县，则已然是长公封国；如在临夏市，则东距广河的长公封国不远。其实两地直线距离不到40千米，无论哪种结果，总之都在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
《左传》吴季札观乐一节，“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周代秦在陇南天水一带，因为在西夏氏故地，所以季札所谓“秦风夏声”的谜团，也可以由此解开。现在有《清华简秦之先》的佐证，我们知道，秦本在山东曲阜一带，是东方部族，周灭商之后，将与商关系密切的秦族流放在陇西故西夏氏以东一带。秦亦从当地之声，故而秦风被季札称为“夏声”，而秦已弃之本声属于东音，跟夏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此地在周初时因关陇阻隔，与关中交通其实是没有大道相通的。正如《穆天子传》所揭示的路线，要绕道山西河套再沿黄河岸边南下，在兰州一带过河，辗转到达此偏僻蛮荒的西陲。《史记》记载在春秋秦文公时候才“逾陇”，打通进入关中的通道。从河套西北角到达甘肃临夏，当时路程“二千五百里”，今合800多千米，走了六天，平均每天约133千米，对于马车以及道路条件来讲是合理的。当然这里或有脱漏，或者行程是六十六天。
另有易华《齐家华夏说》一书，说甘肃广河的齐家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头。
温谷乐都，在今青海湟水河谷中下游，有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乐都县的柳湾遗址和西宁市的沈那遗址。时代上更接近卡约文化。详见第三部分内容。乐都之名，始于公元397年在此建都的秃发鲜卑南凉政权，不知道当时取名的依据是否与此处的“温谷乐都”有关，如果当时人是根据《穆天子传》给此地取名，可见当时人就已经认为书中的“乐都”即指这一带。
在与河水（大通河—湟水）交汇的积石南来黄河支流之浅溪湿地放马修养，可见当时在此跨过黄河是多么的容易。所谓的积石应指青海循化县（积石镇）与甘肃临夏积石山县之间的积石峡。“积石之南河”指循化积石峡以下至湟水入河处甚至稍南的洮水入河处之间的今黄河主道。当时这段黄河显然水量太小，被视为支流而称为“积石之南河”，甚至因为水量太小成为像其它小支流一样的涓涓细流“枝洔”，而以大通河——湟水作为干流称为“河”，至于洮河，当今水量与大通河——湟水不相上下甚至还稍多，估计当时水量即便小于大通河——湟水也不可能是乱溪湿地，因而“积石之南河”的北限应在洮河入河处，今甘肃临夏的东乡县，南至青海循化积石峡一带。到了《禹贡》所述的战国时期，气候转暖，经过积石峡的黄河干流水量大增，不再是涓涓细流的乱溪湿地，再加上洮河注入因而明显超过了大通河——湟水，所以战国人就主张“导河积石”，而把穆王时代的“河”即大通河——湟水反而称为“西河”。今永靖湟水下游南岸仍有“西河镇”，是当年汉金城郡治允吾所在。至于西周当时为什么把水量接近洮河的大通河——湟水视为主流，不只是因为水势的原因，主要还有大通河在地理及气候上的很多奇特之处，源于昆仑雪山，在多种地理气候水系带上都是向西兀然伸出，有如天意之安排，故而得到殊遇。详见第二章“昆仑-河源考”。这一带当时是河伯上溯河源礼拜昆仑的必经之路，也是重要的补给站，因而可称得上河伯礼河朝拜昆仑的大本营，故而书中说是“河宗氏所游居”。
根据《山海经》，自昆仑至积石千七百四十里，而本书第四卷“里西土之数”一节，自西夏氏至河首千五百里，可知西夏氏与积石的位置接近。当然珠余氏的大致位置当在从西夏氏往河源上溯路线的沿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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