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个税、房地产税建言、M2增速放缓影响经济？如何发展新动能？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建言高质量发展-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8年中国资本市场春季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弄玉风云，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巩固发展成果，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接下来要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
陈道富：我国现行金融体系存在三层割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回顾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中指出，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出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适应我国国情的、以机构和分业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和以数量调控为主的货币调控体系，初步搭建了宏观金融风险防范和应对体系。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体系已初步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很好地适应了相对粗放的追赶型经济增长模式，但远非完善，今后将转向“好不好”和“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从现象层面，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层割裂，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供给间的割裂；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微观治理、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间的割裂；金融的功能定位与金融的能力培育间的割裂。
金融还不能很好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尤其在普惠、科技和绿色金融方面。在结果上金融体系还没有发挥好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近年来近50%的信用扩张由房地产信贷实现，经济的宏观投入产出率不断下降，资金在金融内部循环和金融杠杆率不断攀升。金融体系承接了大量财政功能，最终的金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货币化”和“财政化”。行业发展、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股东、经营管理的职能相互交织，影子银行和准金融体系快速膨胀，金融监管存在大量空白、重叠和不一致的地方，风险点、风险管理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尚未合理配置。
从金融运行的基础看，我国尚未建立起市场化的金融运行逻辑。金融的本质是基于“信任”的合作。根本上还是要看金融运行是否有助于强化市场共识，形成自我成长的良性循环，还是耗散现有市场信任，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不论是各类金融机构，正规金融市场还是影子金融体系，由于存在广泛的国家安全网及其漏出，“明股实债”、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等行为，将直接融资带上间接融资特性，我国金融体系的信任基础和稳定体系仍是以政府为主，尚未建立起以市场为主的信任基础和稳定体系，更缺乏必要的分层。
当从金融弱国转向金融强国时，特别是当我国的金融改革不仅仅是现有体系的完善，还将涉及重构金融要素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体系演进和转型，将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已不能简单借鉴国际经验了，需要立足于我国的传统、现实环境和金融实践，直面现实中的混乱与困惑。
也就是说，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央部署，更顺利推动金融改革以稳定发挥金融功能，除从现实运行中重新认识真实世界的金融体系这本“无字天书”，清晰定位财政、金融、监管、宏观调控和危机应对不同职能外，还有必要跳出所谓的“国际趋势”，对其中蕴含的理念、功能、模式、改革路径等深层次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范剑平：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归根结底要靠企业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表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发展水平越高新老问题和矛盾就越是交织叠加，就越呼唤改革开放往纵深发展。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不比改革之初小，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改革定力、历史经验、理论创新、制度建设、实践方略也都进入了新境界。
2018年可谓高质量发展“元年”，但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实践中破题。对此范剑平表示，首先，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其次，从拚命做大蛋糕到把蛋糕质量做的更好并分得更加公开合理，必须落实新发展理念，从改善供给结构入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具体到金融行业，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要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实体经济方面茂盛花苑，在推行《中国制造2025》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秉承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利用各种双、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企业间务实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科技产业从来都不是靠保护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业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些领域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投入高、风险大、不确定性强，政府给予一定的引导和扶持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但是，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归根结底要靠企业，政府代替不了，也左右不了。
高培勇：加快推进直接税改革 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迄今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只能算是阶段性的。
高培勇认为，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改革，也事关地方税体系建设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税改革也是解决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入手处。
迄今，在新一轮税制改革所涉及的“六税一法”——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和税收征管法中， “四税一法”——营改增全面推开、资源税改革顺利推进、消费税征收范围逐步拓展、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已经启动。
高培勇认为，表面上税制改革进展很快，动作不小，但深一步观察，就会发现，抛开税收征管体制具有特殊意义不谈之外，举凡取得进展的税种，均属于间接税。
以营改增为代表的间接税改革是以减税为基本取向的，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改革的基本取向则是增税，两翼改革行动“跛脚”状态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间接税收入减下来了，直接税收入并未相应增上去。由此带来的收入亏空，只能通过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加以弥补。
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这两个直接税税种，一旦同1994年确立并载入新《预算法》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相对接，又可发现，它们都是可以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或主要税种的选项而进入地方税体系的。
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改革，不仅关系到税制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而且事关地方税体系建设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进程。
高培勇说，可以预期，按照中共十九大部署，尽快采取措施，让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改革“破茧而出”，进而推进以“健全地方税体系”为重点的税制改革进程，绝对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管涛：扩大金融开放与资本流动管理并不对立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近日金融开放再次提速，为了更好完成新时代中国既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又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任务，亟待澄清一些关于金融开放的重大认识问题，一方面金融开放的政策内涵不同于贸易开放，另一方面，金融业对外开放不等于金融开放，此外，金融开放与资本流动管理并不对立。
理论上讲，贸易开放利大于弊，而金融开放的利弊权衡则不是那么明显，并缺乏国际共识。实践中，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金融开放以后发生了汇率贬值、债务违约并发的国际收支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最为典型的就是亚洲新兴市场。它们搞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但是搞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竞赛，则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不成熟的金融开放容易招致金融危机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所以，国际共识是金融开放要审慎推进，要合理安排好开放的顺序。
金融开放之所以较贸易开放影响更为复杂，是因为前者涉及金融市场的开放，而资产价格调整快于商品和劳动力价格，因此，顺周期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导致资产价格超调。
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指允许外资机构以商业存在方式到境内来提供金融服务。但金融开放除了机构准入管理外，还涉及金融市场准入、金融交易规制等。在金融不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即便是全资的外资金融机构，也必须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管辖，不能从事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跨境金融交易。所以，金融业对外开放只是金融开放或资本账户开放的一部分，不等于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
目前国际上只要求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却没有强求资本账户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允许成员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只是不能影响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如进出口提前或推迟收付汇，以及银行提供的贸易信贷等）。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后，现在全球范围内对于资本流动管理更加包容。近年来，更是从“三元悖论”升级为“二元悖论”，即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无论采取固定还是浮动的汇率安排，都无法确保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为实施宏观审慎措施，必要时还可以进行资本流动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管理不是蛮干，而要讲求技巧。要有别于国际收支危机状态下的国际收支保障条款，遵守已经承诺的国际义务，如不应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不应限制进口对外支付，对于前期外国资本流入应允许其按规定有进有出、来去自由；要多尝试市场友好型的措施，如外汇政策工具箱中应该准备更多基于市场的、价格的宏观审慎措施，发挥价格杠杆作用等。
纪敏：利率价格指标表明近期货币政策稳健略宽松
央行研究局研究员纪敏表示，当前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但实体经济表现良好，主要与加强金融监管和房地产等政策调控有关，也是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改善对货币使用效率提升的反映。应当认识到，随着货币供给影响因素趋向复杂，M2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将继续下降，货币数量指标与货币政策调控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都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更加关注利率价格指标，加快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必然结果。
2017年以来，在金融去杠杆、加强金融监管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政策作用下，金融部门内部资金“空转”和嵌套明显减少叶圣陶杯，这是货币供给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共计拉低M2增速4个百分点。同时，银行债券投资下降和财政存款超预期增长，一定程度上也拉低了货币供给增速，共拉低M2增速0.7个百分点。考虑到同业渠道货币派生的一部分资金，原本就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这一部分货币供给下降，主要是压缩了金融部门的收益，对实体经济影响并不大。如果还原上述因素，M2增速仍达13%以上。
更重要的是，在潜在产出增速已趋势性下降、经济结构趋于轻型化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对货币总量的需求关系正在发生明显改变，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更能支持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统计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轻型化，对货币以及资本形成数量的依赖也将呈下降趋势。事实上，2011年以来，我国名义GDP增速即呈下降趋势，M2增速也随之下降；但2016年以来，在M2增速加快下降的同时，名义GDP增速却有所回升，这其中不排除经济结构改善带来的货币使用效率提升的影响。
当前货币增速的放缓，不仅是M2，而且M1下降得更快。考虑到M1的主要部分是企业活期存款，由此引发对企业交易和投资活跃程度的下降的担忧。但从过去一个时期看，M1增速与GDP、工业、投资的相关性在明显减弱，而与房地产销售、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置换等因素的相关性明显增强。
尽管货币增速放缓，但各类利率指标显示，当前金融市场流动性总体稳定，略显宽松冠毛犬。从短端利率水平看，2018年1季度，隔夜和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分别为2.66%和3.22%，均较2017年2季度以来的平均水平下降约25个基点。与短端利率明显下降一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由2018年1月最高的3.94%，持续回落到目前的3.65%。考虑到当前资产管理新规约束以及各类监管措施加强的背景，当前利率水平的下降更显示流动性处于相对宽松状态，也与实体经济PPI以及利润增速有所放缓相一致。
对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纪敏建议，首先，宏观调控要保持定力，避免季节性和外部冲击干扰，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不松不紧。
其次，淡化M2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目标，转向以调控政策利率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是必然趋势。当然，货币数量指标仍包含了宏观经济的重要信息，有助于货币科学决策，仍应将其作为重要指标跟踪监测，提高货币决策的科学性。
此外，在将货币数量目标改为重要监测目标的同时，应将利率作为调控的中介目标。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短期宏观调控和机制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科学开展利率决策，有效进行利率操作，顺利实现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贾康：加快直接税改革要克服几个误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整个社会要走向现代化，税制必须走向现代化，直接税改革必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横亘于前的一个历史性的考验。此外，一些理论和认识的误区也必须加以澄清。
一是“税收万能论”，认为税收能够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这是不对的。曾经推出的“筵席税”、“烧油特别税”都是走到了税收万能论的误区里。税收调节制度只是制度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税收工具只是宏观调控的诸种工具里的可选项。
二是“税收无用论”。房地产税在中国，作为直接税，它的作用不只是单一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它还有其他的目标和作用，它的作用也未必能表现为决定性的，但是不能否认它会发生对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包括对房地产市场价位的“压舱促稳”的这种正面效应。
三是“税制是自然演变的，不能揠苗助长”。不能否定了对于税制我们主动地把握它的可塑性而推进税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方案要落到立法先行、税收法定的情况下，也要经受历史考验，看税改方案的水平到底如何——这是要由历史过程来检验的。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关注人口流向变化背后的产业集聚和分化
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非均衡发展态势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或从“东西差距”转变为“南北差异”。净迁移人口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广东、浙江、重庆、江苏、安徽、四川，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是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超能教师。而常住人口增量较多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则主要依赖自然增长，在人口总量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人口的迁徙流出。而东北三省中，除吉林还有微弱的自然增长外，辽宁、黑龙江两省都面临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的人口数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东为例，根据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户籍人口首次双双突破1亿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后，自然增长约101.2万人，而2017年山东省常住人口仅增长约59.2万人，也就是说2017年山东省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超过40万袁菱。
观察东南沿海省的城市经济格局，一般都存在“双子星”城市现象，即一个是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的行政中心，另一个则是省内的经济中心。如山东省内的济南与青岛，江苏省内的南京与苏州，就2017年人口变化数据而言，发现省内“双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发展并不一致。
同时，从近年来的数据看 ，不仅东北出现净流动人口外迁的现象，西北和华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现象。人口净流入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产能过剩，这是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去产能、去杠杆的结果，必然是各大过剩产业优胜劣汰，优势企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人口流向产业发展良好的地区。
今后，中国将面临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会越来越多。即一方面少数城市的人口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数量都将减少。
因此，在中国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应该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顺势而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中国产业集聚的进程还远未完成，故产业的分化和集聚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从而带来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产业移出和人口外流的现象，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给这些地区带来财政支出持续上升、收入减少的压力。
马晓河：新动能要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同时，我国又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面临诸多发展难题，继续依靠“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传统增长模式已举步维艰，要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目标，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选择新的发展模式铁马战车。
马晓河指出，当前我国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国际成本进一步上升。二是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制造正在与我国发生竞争出现了市场供给替代。三是高端制造正在向发达国家回流。
马晓河表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再用原来的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会困难重重，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新方式，改革需要有新思路，但目前改革遇到一些困难：一是既得利益的问题。既得利益群体不要求进步，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有体制机制难以改革创新。二是原有发展方式适应不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即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已经难以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三是营商环境还不利于新动能、新产业的成长。
马晓河表示，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新动能，这种新动能要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理性的发展模式就是实行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新的发展模式选择需要一系列改革和政策互相配套。主要建议是：
第一，进一步减少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不必要的许可发放，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第三，继续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
第四，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政府调整公共投资主体、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国民收入通过各种方式向消费主体倾斜。
第五，城镇化推进作为加快推进新动能的重点末法王座。
第六，推动科技创新，核心是淘汰落后，改造传统，培养新兴，走中高端路线。
潘建成：提高创新质量要有恒心和耐力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新兴经济景气不断提升的背后是研发投入的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从研发投入的角度看，我国已初步跨入创新型国家的门槛，但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依然偏低，创新的质量也需要打个问号。
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初步测算，2016年 “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约相当于GDP的15.3%。即接近85%的经济增长动能依然是传统的。潘建成认为，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而“三新”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创新的结果。两者的关联，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创新的投入与产出效率。各地过度关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不排除出现不顾成效将大量资金投入运动式创新活动中的可能。
潘建成指出，即便是15.3%的新动能比重，依然是一个数量比重概念，并未体现创新的质量。而要提高创新质量，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二是要有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恒心和耐心；三是要找准创新投入的重心，不能将极其珍贵的科研经费像撒胡椒面一样大把扔出去。
在经济领域，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采取更加有效手段坚决遏制脱实向虚的潮流涌动。在制度方面，要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保持恒心和耐力，最忌讳的就是短期行为盛行。
潘建成表示，那些期待很短的时间在科技上全面领袖全球的想法只能使奢望，只会带来用过去习惯的粗放的方式推进创新可能产生的资源浪费，对打造大国重器于事无补。
邵健：应逐步降低总体出口退税水平
嘉实基金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邵健认为，出口退税本应是一种中性政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外汇短缺，扩大出口创汇是顺应当时背景的基本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实施有效实现了这一目标。但是政策发展至今，已逐渐偏离原有轨道，出现对外贸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大的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
邵健表示，建议对现有出口退税政策做一定的调整，主要的方向是建议逐步降低总体出口退税水平，尤其在中国存在绝对竞争优势的领域应显著降低出口退税力度，这一举措对中国而言可望“一举四得”。
首先，现阶段削减出口退税有利于完成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摘掉出口退税的保护伞后，企业更容易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在外部压力的驱动下自主推动产品结构升级，主动出清过剩的落后产能，加大短缺的先进生产力投入；同时，相关人、才、地等生产要素资源也有望从以外过度补贴的落后产能中得到释放，由此降低了整个产业升级的投入成本。
第二，削减出口退税有利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并增加国民福利。表内赤字率在2017年已提升至3%的水平，再加上表外隐性赤字，广义赤字率已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政府财力已经较为吃紧。若能从出口退税中腾挪出部分资金，将有效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梦见河水上涨。此外，在一些已经占据绝对贸易优势的领域，由于削减退税率带来价格上升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因此实际上减少了对海外的补贴，有助于增加国民福利。
第三，在优势领域削减出口退税不会显著恶化贸易条件，同时缓解外储压力。降低出口退税，将会带来相应产品的出口价格提升，在一些价格弹性不大的领域，贸易条件将维持相对稳定，同时出口金额的提升将有利于稳定国内外汇创收的环境，减轻外储被动消耗的压力。
最后，出口退税的调整不失作为应对当下贸易摩擦，降低外部压力的有效举措。当下中美贸易摩擦其中一个核心焦点就在于削减两国顺差与减少国内产业补贴环节，与其被动应对海外征收惩罚性关税，既失去国内部分税收补贴海外消费者，又失去产品价格优势，不如主动削减出口退税额实现一举四得。
王家春：建议发展完善衍生品市场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长期利率专家王家春表示，中国股市与成熟的股市相比又不小差距，发展衍生品对于A股市场和中国资产管理业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减轻A股市场的大起大落；有利于对冲基金在中国证券市场快速生长；可以带动证券经纪业和资产管理业整体升级；也有利于养老金和寿险资金等“养命钱”获得相对稳定的投资收益。
王家春认为，A股市场发展衍生品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有些人把衍生品看作“坏人”的工具，担心它们被用来操纵市场、“割韭菜”，粟奕进而加大市场波动辛追复原图。而实际上，股市上有没有“坏人”操纵，有没有人“割韭菜”，取决于监管体系是否严密，与有没有衍生品并无必然联系。
操纵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价格的前提之一，是有足够的资金来操纵股指现货。粗略估算园原杏里，如果想连续两天显著影响A股市场的股指现货，至少需要动用数百亿资金；如果想连续一周影响股指，则需要动用千亿级资金。就国内市场实际情况而言，有条件并有潜在动机进行这种操纵的机构，监管机构比较容易掌握；在数据系统高度发达的今天，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的难度并不大。
王家春就A股市场衍生品发展提四条建议：
一是把股指期货从现有的三个品种拓展到覆盖中证100指数、中证800指数、中证1000指数、中小板综指、创业版综指；
二是把股指期权推展到与股指期货品种完全对应；
三是以上证50和沪深300成份股为开端，逐步推出并拓展个股期权；
四是根据保险机构、养老金和私募证券机构的实际需要，参考国际经验，适度放松股市衍生工具的使用限制。